些人同樣的一種經歷，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他所受的衝擊比其他許多人要輕得多。這便是本書取名“尋常往事”的由來。
在回憶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時，我不時會聯想起我曾經讀過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馬由韁，隨思緒而去，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想摘引便摘引。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是東拉西扯，不合章法。但願如此能為讀者提供更多的資訊，以補文筆之拙。
對於祖父的著述，我從未做過系統的蒐集因而也未進行過系統的閱讀，只是閱讀了一些順便到手的東西。在這裡我首先要感謝遊繼業先生。遊先生是父親的中學和大學同學、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組織出版一批民國時期人物的著作，向父親提出蒐集並編輯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裡並沒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於是父親就請在四川雅安的遊先生幫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檔案館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線索。遊先生不負老同學之託，先後收集了幾批資料寄給父親，並說明了選擇這些資料的根據。在此基礎上，父親做了初步的篩選和編輯工作。正當此時，原來的出版計劃擱淺了，那批資料也就存放起來。後來，我把那批資料拿到家中，抽空陸續閱讀。它們使我對祖父有了更多的瞭解。遊先生已經於上個世紀90年代末於雅安去世，在本書完成之際，我已經不能當面向他致謝，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謝意。 。。
引子（2）
我還要感謝趙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們在“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重點專案”中，編了《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設新西康十講》。為了編這部著作，他們費了不少苦辛，如他們在“編者的話”中所說，“此書雖然印刷於1943年，間隔時間的確不久，然處於抗戰最艱苦時期，一切服務於前線，後方物資相當匱乏，從簡運作，《建設新西康十講》用‘馬糞紙’印刷，紙張黃黑粗糙，字跡模糊不清，且印刷數量少，坊間非常難尋。我們費了很大功夫及相當經費，才得以尋得一冊，又花費不少時間，終於輸入完畢。”《輯要》於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出版後，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贈書。祖父的這本著作我雖然知道，但此前並未讀過。新的印刷出版物紙張潔白，字跡清晰，我很快讀完了。在我寫的這本書中，有多處引到《建設新西康十講》的內容。
如前所述，《尋常往事》本來只是打算寫給親友們看的，沒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變想法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學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為熟悉，知根知底，我們有時也聊到一些“前朝舊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應該寫點什麼給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們社會學者常常要了解別人的生活史，我們自己的生活史為什麼不能也讓別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過我正在寫一些回憶祖父、祖母的東西，但我的稿子沒有給他看過，所以他雖然使我動念，但對於本書他沒有任何“責任”。
另一個，也是對本書出版給予大力推動的人，是有多年編輯出版經歷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養傷期間完成了一本關於中國社會學前輩潘光旦先生的書。這本書作為北京碩良公司策劃的“背影叢書”之一部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劃者、出版者交流的過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對方的興趣。她隨即向我轉告出版者的興趣並動員我寫一本和祖父有關的書。我告訴她，我倒是寫過一些片段，但都是“尋常往事”，甚至是瑣事，並夾雜自己的學術習慣帶來的引證，不適合廣大讀者口味。她堅持要我寄兩篇給她看看。我寄去了兩篇，一篇是日常瑣事，一篇則多有枯燥的引證。不料她認為很有意思，並把稿子轉給了編輯吳超先生。同樣，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