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員。 。 想看書來
《我的青春回憶錄》第二章 降臨（8）
我開始恨我的父親。
無論什麼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開啟地獄，找到的只是受難的群佛，那麼，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宇，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活著，還是死去？”之所以還是問題，就因為人們尚能選擇。在父親的問題上，我選擇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這一點本來不難，可當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時候，是被無數燦爛的經幡環繞著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忠於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藉口是現成的，為什麼還要去費神面對自己呢？許多年之後我常常想：在一個拼命宣揚“捨己為人”的社會里，當我作出這樣的選擇時甚少猶豫，究竟這個教育是完全失敗了，還是過分成功了呢？我並不驚訝：我的驕傲和自信原來如許脆弱，它與旗幟和口號聯在一起時以為自己就是壯觀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來的小小一粒卻並不是珠。
在那個春夜作出的決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再次面對父親。下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在怒吼聲中和許多人站在一起，彎著腰，頭顱幾乎碰到膝蓋。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勢風緊雲急。北京女一中的學生公開致信黨中央，要求廢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學校的師生中引起激烈辯論。大字報開始出現在校園內，校長們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學秩序已難以維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輛供高階幹部專用的紅旗牌轎車開到我們正在練球的什剎海體育場，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學的哥哥，隨車前來的秘書說，是到機場迎接從羅馬尼亞訪問歸來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辭去了班共青團支部書記的職務。面對學生中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認為出現了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的形勢；下令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穩定局勢。此舉得到了當時遠在杭州西湖邊垂釣的毛澤東的同意。但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立即下令撤銷工作組。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五年即決定打碎現存的國家機器。在劉、鄧之前，已有多人落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這一時期，根據劉、鄧防止運動擴大的指示，許多中學生被運往北京郊區的人民公社勞動，但並非對北京的情形一無所知。四中也在其中。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我的青春回憶錄》第二章 降臨（9）
那一年的夏天，天氣反常，忽而陽光燦爛，忽而暴雨傾盆。我們頂著烈日，用鐮刀割斷氣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時就不耐煩地等待天晴。我們住的地方是鄉村小學的教室，二十多人擠在鋪了麥秸的地鋪上，過道中泥濘不堪，遊漫著新鮮泥土和幹麥的味道。地鋪上扔滿了剛剛出版的毛澤東的小紅書。在震耳的雷聲中，我們閱讀毛澤東的文章，每個人都寫了大量的筆記。雨後的黃昏，我們站在大片變幻不定的天空下，吸進從田野盡頭吹來的新鮮的風，在莫名的興奮中徘徊不去，心中充滿了大事將臨的預感。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體，成立了秘密組織——紅衛兵。他們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墟前，宣誓效忠毛主席，並準備用生命和鮮血捍衛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電筒的光亮驚醒，站在面前的張老師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