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
德宗奇怪：豐衣足食，為什麼不幸福？
趙光奇說：因為政府不講誠信。說是地稅和戶稅之外不取分文，其實額外收的比兩稅還多。後來又說什麼平價收購糧食，實際上是隻拿糧食不給錢，還要我們運到老遠，害得我們幾乎破產。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嘆息，下令補償趙光奇。
農民趙光奇確實光奇，皇帝唐德宗卻其實不德。趙光奇說得非常清楚：朝廷體恤民眾的所有詔令，到了地方上從來就是畫餅和空文。德宗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只是補償趙光奇一家，又有什麼意義？難怪司馬光很不以為然。＇56＇
但，實行兩稅法以後，帝國變得安定富庶，官員也變得闊綽起來，則是事實。更重要的是，由於唐代科舉之盛始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所以創造了兩稅法的德宗朝，便成為歷史的一個分界點——此後的中華帝國將是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舞臺。＇57＇
沒錯，科舉制和兩稅法，都是有利於他們的。
新階級要有新文化。於是有了韓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運動，白居易的新樂府，以及唐傳奇。傳奇就是小說。小說原本不入流，唐傳奇的作者卻是大家，比如創作《枕中記》的是史官，創作《李娃傳》的是詩人，元代戲曲《西廂記》前身《鶯鶯傳》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58＇
實際上傳奇與唐詩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相輔相成。白居易寫了《長恨歌》，陳鴻就寫《長恨歌傳》；白行簡寫了《李娃傳》，元稹就寫《李娃行》。歷來被看作高雅藝術的詩與通俗文學傳奇，竟然毫無障礙地“同流合汙”。
這是中晚唐的時代精神。
的確，由於越來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透過科舉走上仕途，並逐漸成為官僚隊伍的主流，文學藝術的平民化已是大勢所趨。事實上，正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指向未來，古文運動也是借復古之名，行創新之實。韓愈和柳宗元們反對四六駢文，則其實是要顛覆門閥士族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權。
因此，韓、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話，決不晦澀難懂。比如韓愈的《師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雜說四》：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至於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更是不押韻的白話詩：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白居易的新樂府就更是如此。據說，他的樂府詩是連普通民眾都能聽懂的。難怪同時代的日本人欣賞唐詩時更偏愛中唐，在中唐詩人中又最喜歡白居易。畢竟，那時他們正在向中華文明學習，而且“文化程度還不高”。＇59＇
但這並不妨礙白居易寫出極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60＇
與盛唐一樣，這裡面體現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個性的張揚和幸福的追求，只不過個性更加鮮明，對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韓愈可以因堅持己見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顧地流連忘返於紅燈區：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61＇
同樣，他們可以一面談情說愛，一面憂國憂民；昨日指點江山，今朝禮佛參禪。因此，儘管柳州城“驚風亂颭（讀如斬）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長安和洛陽的牡丹花下仍是遊人如織。那是一種時尚，與貴賤窮達無關。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鬥爭時代計程車大夫，早已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