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沒工作不掙錢，而且每天還要吞服三、四包兩分五厘錢一包的解熱止痛散，少一包就痛得呻吟。專職生病而沒勞動力的她，早已有了藥癮。別小看了這一天的一角錢，它約等於全家一天菜錢的二分之一了。據說那病痛是當年生吳玉蘭坐月子時害下的，自然便是“功勞病”，必須精心侍候的。父親在清管所拉糞車，不管春夏秋冬颳風下雨，每天天剛亮就拉著長糞桶架子車穿街走巷，長聲吆喝居民們開門出來倒馬桶，但就忙那麼五、六個小時，十二點左右就忙完活洗完澡下班了。下午則較輕鬆，去清管所僅是收拾收拾工具，洗洗衣物，有時開點會，混到下班。他工資很低，但幸虧好歹算個國營單位的正式職工，是鐵飯碗，職業雖然不好，可是一家人吃不飽也餓不死。
父親是共產黨員，還當過作業組組長，管理過全城四分之一的公共廁所，但只幹了兩年。被撤職的原因是，那年城郊的農民結夥進城偷糞，他制止不力，使國家財產大受了損失那糞便是要賣給國營農場或人民公社的。在那次失敗的護糞鬥爭中，他還同幾個清管所的工人一道，被偷糞的貧下中農同志們用扁擔打了一頓。從那以後，他就被降職下來拉上了大糞桶。
當了只能聽人指揮的“大耳朵老百姓”後，覺悟低了，父親便異想天開地搞副業挑水賣，從河裡挑上街倒到居民家的水缸裡，兩分錢一挑。不料這就成了走資本主義發家致富的典範，險些兒丟了黨籍。*開始後，小小的清管所裡實在沒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可抓，便舊事重提，說他是走資派搞資本主義復辟的活罪證，把他揪出來，陪所裡的小小當權派遊了幾次街。那些日子裡，他成天精心保護和修補著一塊大紙牌，牌上有繩，供吊在脖子上用的，打孔穿繩的地方被他用針線縫得很結實，牌上很精準地寫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工人階級的敗類吳德賢”十九個字。“吳德賢”三個字是倒著寫的，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似的給打上了紅叉叉。
最令吳玉蘭氣憤的是：有人上臺義憤填膺地揭發，說父親往人家水缸裡倒水時，桶底下還掉下了蛆！臺下頓時大譁，有人跳上臺去對父親又打又踢，把他的頭按得低了又低。其情景是弟弟從會場上回來告訴的，弟弟是家裡派去觀察情況的“偵察員”。父親每次回來對挨打受罵的事從來不提，見一家人淌眼淚，反而笑家裡人是過分擔心少見多怪，並做出共產黨員的樣子，要大家在思想上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勢。
吳玉蘭至今仍大惑不解：明明毫無根據又極不合情理且經不住推敲的謊話，咋敢拿到大會上去胡說？她更不理解居然那麼多人都會相信！也許她永遠不會明白：只要足夠地無恥，欺騙一群人比欺騙一個人容易得多，一個人需要的是事實，而一群人需要的僅是氣氛，氣氛則只要投其所好推波助瀾就成！她更不會明白的是：這是政治運動，政治的原動力往往不是真實與公理，而只是少數人的慾望和情結，當我們身臨其境時，可能會更加地意氣，因此人們才期盼聖人。
其實，清管所裡最講衛生，不僅糞便不拉到裡面去，不可能有糞蛆，而且在那個所謂最沒有國營單位優越感的地方，儘管全城的街道居民至今還把自來水看成奢侈品，而承蒙政府的關懷，那兒的工人卻早已用它天天燒水洗澡洗衣了；人們年復一年地，每人每月憑票限購著半塊肥皂，但所裡的肥皂從來就沒缺過。按規定，裡面的工人個個都勤剪指甲勤理髮、勤洗澡勤換衣，上班穿用的衣服鞋襪手套毛巾等，從不往家裡帶。更何況，兩個大水桶，是吳玉蘭去買回來，親手換的鐵箍親手打的桐油，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她可是幹這些粗細活的好手。父親只是待一切都弄好了，才挑著去河邊的，兩個水桶根本就沒到清管所裡去過！就算去過，桶要在河裡反覆打水，髒東西怎麼在桶底沾得住？由此事她這輩子第一次領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荒謬和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