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閥孫傳芳的手下，就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總辦（相當於如今的上海市市長）。平心而論，丁文江不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個頗為能幹的官僚。對於這一點，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斷。他說丁文江是一個“頂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絕不是一個Politician（政治家）。的確，在他那一群知識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類拔萃的，無論是創辦地質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礦，還是執掌淞滬的行政，或者後來當學官，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都能將行政事務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績斐然，眾所公認。然而，這個英國歸來的工科留學生，卻不具備一個政治家最起碼的政治識見。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樣，政治對於丁文江，大體與行政無異。丁文江聰明一世，也糊塗終生，他無法區分政治與行政的不同，始終將政治的問題看作是一個行政的問題。政治屬於價值理性的範疇，行政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丁文江，更像一個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關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標下實現最高的效率，至於目標的價值合理與否，並非他的關切所在。胡適還有自己執著的自由主義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搖擺不定，恐怕與那種實用主義的行政思維不無關係。
作為一個科學家，丁文江又是一個科學主義的信徒，他從來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對純哲學的問題一向討厭。比較起來，在“五四”知識分子當中，既有形而上的關懷，又有政治興趣的，是張君勱，但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丁文江卻嘲笑張君勱是“玄學鬼”。丁文江堅信科學是萬能的，既然科學能夠解決“信仰”這類形而上的東西，就不用說對付“政治”這種形而下的問題了。在丁文江那裡，政治問題被簡單地化約為一個純粹的“科學方法”問題，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反覆呼籲的“幹”，無異是一種實驗主義的行動哲學。政治上的實驗主義或點滴改良，在一個現代民主的架構中或許行得通，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政治規則可言的亂世裡豈非夢囈！丁文江曾經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錯了國度。傅斯年說他徒有處置行政的天才，卻沒有“撥亂反正”的能力，可謂一語中的。丁文江後來自己就悲哀地承認：“我們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在孫傳芳部下的經歷，成為丁文江一生的汙點，使他的名聲大損。不過，這場政治的失足，似乎並沒有給丁文江帶來什麼精神上的反思。他還是他，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政治懷有一廂情願的熱情。“幹”政治的機會不再有了，但紙上談兵的興味依舊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適在一批朋友的慫恿下，又創辦了《獨立評論》。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給雜誌寫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稱是《獨立評論》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談中國的工業化問題，也研究日本的內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中，積極鼓吹“新式的獨裁”了。
我只能長嘆一聲：丁文江，可惜了。
……
。。
陳布雷：“道”與“勢”之間的人生掙扎（1）
在“道”與“勢”的劇烈衝突面前，從政的陳布雷既然不能像張治中那樣據“道”力爭，那麼為了消弭內心的焦慮，他就只能以“勢”為“道”，認“君”作“道”了。這，恰恰為他日後殉蔣鋪下了道路。
關於陳布雷之死，時人已評論頗多，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