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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精神所引發的必然是尋根的認識,在五四時期,由於對於西洋思想方式及內容過度一廂情願地重視,而不能對傳統文化作尋根的認識,到其正面價值的再肯定。譬如當時過度重視功利主義——影響至今——便是一例。為什麼五四以後並沒有引發到對傳統及西洋的尋根的認識呢,我想一方面是傳統惰性的阻力仍大,最重要的還是開放性思想的受挫。五四反對了傳統的定型思想以後,作家們受著當時政治潮流的影響,再落入新的定型思想的枷鎖中,尤其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派作家,每每被困在源出西方的馬列主義的模子中;當時的胡風,因為緊握著五四給他的一點開放精神的種子,欲掙脫思想的枷鎖,而終於被圍剿整肅到無法生存。

但我們並不是說從五四到四十年代間沒有冷靜、客觀、深思熟慮,對中西文化作尋根的認識的批評家,有,但不多。朱自清的《新詩雜談》及其對傳統文學(如《詩經》)的探討,朱光潛中西美學的比較,李廣田的《詩的藝術》,錢鍾書的《談藝錄》及其他美學論文,劉西渭(###吾)的論詩與小說的文字……在過度情緒化的批評激流中它們是難得的論著。但當時大多數的批評,如果不落入某種定型思想的枷鎖,便是用了辯證方法而徒具辯證的程式的文字,它們甚少觸及文學作品中藝術結構的核心。

一個完美的批評家(或理論家)必須要對一個作品的藝術性,對詩人由感悟到表達之間所牽涉的許多美學上的問題有明澈的識見和掌握,不管你用的是“點、悟”的方式還是辯證的程式。所謂明澈的識見當不指死學而來的“拋書包”,而是活學而得的對美感視境的諸貌、風格的蛻變之歷史識見。死學而來的“拋書包”雖號稱讀遍四書五經,甚至凡詩皆可順口背出,而結果是大堆頭的未經思考的猛錄前人所言,盡“屢積詳舉、言繁意簡(而瘦而假)”之能事,對一首詩的機心,對一篇小說的結構與風格毫無認識;活學而得識見的批評家,可能也曾讀遍四書五經以後的重要文獻,但不同的是,學養不露形跡,絕不繁複亂錄,化學問為識見是也。批評家的先決條件也是要有“洞徹之悟”的,對作品中的藝術性(一首詩的機心)有了明澈的識見,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點、悟”的方式(有禪機的批評家用了這種方法而不見礙),還是用邏輯化的辯證的程式(他自然會避免不必要的修辭的枝丫),而都可以做到“言簡而意繁”的有效的批評。

中國古典詩中的傳釋活動(1)

這裡,我打算用近人周策縱先生的一首舊詩作起點,來提出文言文用字、用詞和語法所構成的傳意特色,然後進而觀察一般中國古典詩裡(作者)傳意和(讀者)應有的解讀、詮釋的活動(以下簡稱為“傳釋活動”)。

這篇文章,一面是我的“語法與表現”一文原題“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語言與美學的匯通”(1973)見《飲之太和》(臺北,1980)第25—84頁;另題“語法與表現”見《比較詩學》(臺北,1983)第27—86頁。的延伸,一面是開啟中國古典傳釋學一般稱“詮釋學”“解釋學”,在西方,因系由解釋聖經發展出來,又有“解經學”之稱。這裡決定用傳釋學,是要兼及作者的傳意方式與讀者解釋之間互為表裡又互為歧義的複雜關係。哲學基礎的探討。這個探討包括我們對物象、事象的初識,即所謂“指義前”的印認和我們因人際、物際、時空的離合等等因素而從物象、事象本身而引申出一連串意義的架構,以及這些架構篡奪了物象、事象而另成一種我們解讀、詮釋依據的體系。本篇只處理前半部,後半部將另文處理。在這個探討中,在一些關鍵地方,我們將用適度的比較方法,譬如與印歐語系語法的比較,或白話與文言的比較,其目的是要使傳統傳意、表達的策略更徹底地呈現。

我用的例子,是周策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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