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接待我的小姐眉頭緊皺，悄悄地把我叫出辦公室，兩眼直直地望著我，認認真真地說：“你和我講話的時候，為什麼一直在笑？你不知道這樣很失禮嗎？”
我平生第一次知道，笑是可能傷害別人的。
我一直以為一張帶著笑的容顏，一顆帶著笑的心靈是可以和整個人類、大自然乃至無限的宇宙圓融的，是我與人，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橋。我好委屈。一瞬間，我的笑容被滿面的淚水洗淨了。
後來，我看了一個電視節目，介紹日本與其他幾個國家護照上照片的表情，證明日本人護照上的照片是最缺少微笑的。在這裡，開懷的歡笑應該留給自己，當面對他人時，需要罩上一塊毛玻璃，讓笑含蓄起來。
日本的地鐵像神經網路一樣四通八達。瞧，車廂裡面的日本小姐，她們的穿著是多麼入時，秀髮是多麼飄逸。可你再觀察一下她們的表情，是何等的木木然。她們醒著？睡著？高興著？苦痛著？不得而知。
在我眼裡，日本職員的個性整整齊齊的。就像大工業生產的產物。小姐們的表情似乎也是批次生產的產品，近乎一個模子。那一對對不會說話、不會傳神、散了焦的眼睛，哪裡還是什麼心靈的視窗，最多是兩塊毛玻璃。透過這兩塊毛玻璃，你可以隱隱約約地望見，在她們的內心深處也飄忽著紅紅綠綠的色彩，但你永遠也看不清。
在我的笑容裡，從此有了理性的加入：如果歡樂只屬於我，我不必對著別人笑，如果歡樂屬於對方或我們的共有，我可以適當地笑，但依然要適度，要含蓄，不要笑得太舒暢。
不來日本，我怎麼會知道在這裡連表情都需要設計？可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正當我開始努力把握自己的笑時，卻又知道了在日本，哭同樣艱難。
我有一個名叫藤田的日本朋友，當初還是一個少女。她總是向我提起她的父親。在很多日本家庭中，父親被稱為“送工資的陌生人”，他們在孩子們夢醒前走，在孩子們夢深時歸。他們的時間，他們的精力，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都尖尖地描向一點：工作。只要有一絲的偏離便不再找得到生活的價值。而藤田說她的父親是一個覺醒的父親，是一個熱愛家庭的父親。
可惜，他早早地去了，才四十八歲。他說好要在那個金秋帶女兒去北京登長城的。父親沒有對女兒信守諾言，平生第一次。
我被邀請參加遺體告別式。我深知藤田和父親之間的父女情結，我深知藤田的心中塌了一片天，陷了一片地。我在心中醞釀了一大堆安慰的話，緩緩步入告別式大廳。
只見藤田正和媽媽、妹妹一起向來訪者一一致謝，沒有一滴眼淚，有的只是投向大家的頻頻致意和淡淡的微笑。這時，我的心頭掀起一股巨大的悲哀，禁不住上前將藤田緊緊地摟在懷裡，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一定到北京來玩，我領你登長城”。眼淚撲簌簌地落下，沾溼了她那束緊的長髮。我這淚不為她的亡父而流，而是為她，為她不能在父親的棺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場。你為什麼小小年紀竟要把巨大的悲痛全部扣壓在心底？
一個毛玻璃世界（2）
今天我終於明白了，在日本屬於自己的悲痛是不該輻射給大家的，自己的悲痛要自己收好，不要丟在外面。即使是最最親愛的人永去無歸了，你也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哪怕只是情緒上的。�
日本啊日本，在你的懷抱裡，為什麼連歡笑與眼淚都不能任性？為什麼要讓人們真實的笑與真實的哭統統躲在一面毛玻璃後進行呢？
困惑的禮儀
來日不久，就趕上了梅雨季。牛毛雨像簾子似的總是掛在窗前。老天爺成天到晚地哭，日本島就像一個巨大的盆，虔誠地接著每一滴天淚。
一個雨天，我向校園走去，撐起一把小花傘。它遮住了頭頂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