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法將李威利被斬。越王大喜，加封劉永福為一等男。黑旗軍又追擊法軍於河內城下。法軍決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幫黑旗軍轉移陣地。
十年間，劉永福兩次馳援河內，迎擊法軍，斬將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實，這兩次勝利規模皆不大，攻其不備，突襲而勝，似有運氣的成分。而小戰鬥不能影響戰爭全域性，故紙橋戰鬥後，法軍反撲，先後攻佔越南之富春、順化、海口，併入據越都河內。法軍約一萬多人，水陸兼程，氣勢洶洶，兵鋒所向，正是越南山西、興安各省。大敵當前，劉永福有些怯陣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勝。倒是他的部將扼腕憤痛，這才打消了劉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將黃守忠的表態，最為堅決：“公毋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
當年十一月，法軍攻破興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劉永福黑旗軍大潰，退保興化。從這時起，黑旗軍的神話終結了。光緒十年（1884）二月，法軍陷扶良，進攻清軍重要防地北寧。雲貴總督、清軍督師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劉永福全軍赴援。劉永福竟以山西之圍時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持坐視不救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勸，劉永福才勉強出兵。兵至北寧，清防軍已潰。北寧失守，劉永福率部重回興化。後不久，即因軍糧不繼而退屯文盤洲大灘。岑毓英比較賞識劉永福，北寧失守前，曾允黑旗軍擴編至十二營；北寧戰後，即光緒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劉永福可供驅策，於是清廷擢劉永福為“提督”（從一品），賞花翎。
繞一個人生的圓弧，劉永福從“造反者”、“流亡者”演變為頂戴花翎的“忠君者”、“愛國者”，可謂功德圓滿。
加官晉爵後的劉永福在當年九月的宣光爭奪戰中，奪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斬法兵數十級。法人退守宣光城，劉永福乘勢收復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縣。這些州、縣，法人奪而復棄，故得來容易。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的諒山大捷，戰爭主角已經換成了馮子材、揚玉科、蘇元春、王德榜諸人，劉永福只能退居偏師地位。
劉永福以一個“流亡者”的尷尬身份，統御烏合，迎戰法人，能夠取得連斬敵將的勝利，確屬不易。
但“勝利”與“勝利者”皆不宜誇大。誇大的歷史，就不再是原初的歷史。
考察國人誇大劉永福戰功的過程，由來也早。可以說，這是一種“同步誇大”。李鴻章比較清醒，他沒有美化劉永福，也沒有醜化劉永福，即便在劉永福部潰敗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場勝負，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國人雖連連敗於劉永福，卻沒有迷信劉永福的戰鬥力，更沒有畏懼他的存在。“懸萬金購劉永福”，那是法國人的戰場宣傳，意在離間越人與劉永福的關係。這種宣傳動作被清國朝野都誤讀了，他們一是認為法國人怕劉永福，故將劉永福當成一張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認為法國人恨劉永福，估計必在談判中索要劉永福，作“戰犯”處置。張佩綸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時，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劉永福時，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對其加意保護。 接奏，朝廷諭李鴻章先事籌計。
其實，李鴻章居高望遠，倒是對劉永福與其黑旗軍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看法。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談判後，擬訂中法間五款和約，並專折上奏。就在這道專折中，他談到對劉永福一軍的評價曰：
至劉永福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