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增加一點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西方列強。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東洋島國。
第一筆帳，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軍事帳，武器帳，結果引發出了一場“洋務運動”。
第二筆帳，幾乎沒算。小小島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帳，不認帳，不正視鄰強我弱的事實，結果是，在十九世紀末被咬一口（咬掉了臺灣）後，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國半壁江山）。五十年間，日本人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比西方列強百年期間帶來的災難總和還要大！無須再強化“仇日”的情緒，無須再咀嚼曾經的苦難，中國的新生一代都該重視日本國這個中國歷史災難的製造者。
本書前數章，當然也是回顧中國的歷史失敗的。失敗了，分析敗因，多是自向性的。因為對手遠在天邊，中國與他們，幾乎沒有可比性。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失敗的中國樹立了一個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標，這就是它的鄰居、它的敵人日本國。
同為東方國家，同為封建帝制，幾乎同時遭受西方列強的侵凌，都被迫簽訂過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又都轉而學習西方、變革圖強，何以日本強大了，強大到比西方列強還殘暴？何以中國依然衰弱，衰弱到敗於昔日的弱國之手呢？
甲午戰爭前，中國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強大，更看不到這個強大所誘發的擴張野心。由於將“強大”的日本看“弱”了，將“邪惡”的日本看“善”了，這才造成既暗於知己，又暗於知敵，麻木不仁，應對無方，以至滿盤皆輸。
在對立的國際環境中，暗於知敵者誤國。
甲午戰爭前，中國的朝廷中，分“主戰”、“主和”兩派。因為他們都不瞭解日本，故主戰、主和，都難免誤國。
讓我們羅列一些盲目於敵情的言論：
給事中褚成博說：“日本蕞爾島國，外強中乾，久為寰海所共知……區區一日本……惟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兵威既振，以後辦理交涉事務，自能就我範圍。”？輧？輱？訛
御史張仲炘說：“臣思日本之舉，固有圖朝鮮之意，而亦未嘗無畏中國之心。我果奮發有為，彼必知難而退。”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說：“今以區區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數年之後，天下事尚可問乎？”
太僕寺少卿岑春煊說：“區區日本，何足懼哉！”
請注意，上引諸大臣語，都是對皇帝說的。對皇帝上折，本應實話實說，不事虛飾，但歷史證明，這些話都不準確，不真實，不但表現了一廂情願的麻木，而且還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從這一批人的話語，我們可以判定，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決策層對敵方的認識毫無正確性可言。
與不知“敵強”相對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強大，卻不知道這個強大的敵人也有“軟肋”。因而，在中日對峙中放棄了以我之長，攻敵之短，以我逸勢，攻敵勞師的戰術冷靜與戰術努力。這一派代表人物，或許就是李鴻章了。
對於日本的強大，以及它可能給中國造成的威脅，李鴻章幾乎是第一個引起警戒的。還在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鮮糾紛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舉行天津會談後，李鴻章便憑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觸，斷言伊藤有治國之才，斷言日本將要走向富強。也許出之憂國的責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鴻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摺上奏道：
日使伊藤議定專條初四日會同畫押……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驗之後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