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既信任他，就對左右的話一概不聽，雖毀謗樂羊的奏書有一箱，也不改變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話，是聽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人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中庸》
處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學壞，也不要標新立異，故做清高，故意與眾不同；做事既不可以處處侵犯他人、惹人討厭，也不能凡事都阿諛奉承博取他人的歡心。所以洪應明說：“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做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種高明的處世哲學，然而遺憾的是，真正去掌握並實踐中庸之道的人卻並不多。人世間發生的不少悲劇都與當事人的言行違背了中庸之道有關。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有了好的方法卻不被人接受呢？對此，孔子是這麼認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暢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聰明的人常常超過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達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曉於世，這是因為賢能的人常常超過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達不到。
關於行事的身份、職責和角色問題，韓非子強調嚴懲那些侵官越職管閒事的人。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韓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著了，專門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韓昭侯一覺醒來，看見身上加了衣服，很高興，問旁邊的人：“誰給我加的衣服？”旁邊的人回答說：“管帽子的。”韓昭侯於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慶年間，李樂做官清正廉潔。有一次他發現科考舞弊，立即寫奏章給皇帝，皇帝對此事卻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結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傳旨把李樂的嘴巴貼上封條，並規定誰也不準去揭。封了嘴巴，不能進食，就等於給他定了死罪。這時，旁邊站出一個官員，走到李樂面前，不分青紅皂白，大聲責罵：“君前多言，罪有應得！”一邊大罵，一邊叭叭地打了李樂兩記耳光，當即把封條打破了。
由於這個人是幫助皇帝責罵李樂，皇帝當然不好怪罪他。其實此人是李樂的學生，在這關鍵時刻，他換個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師。如果他不顧情勢和身份犯顏“直”諫，非但救不了老師，恐怕自己也被連累。可見身份要變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處世避免過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誠、以寬、以禮待人；不偏聽偏信，也不搞放棄原則，而要以社會的利益為重，高瞻遠矚地、全面地觀察和處理問題。
松下幸之助在其《關於中庸之道》一文中說，中庸之道的真諦是：“不為拘泥，不為偏激，尋求適度、適當”；中庸之道“不是模稜兩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籲：“但願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實踐於整個社會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說：“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顥解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