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期泰戈爾專刊收穫了好評，也受到了批評。
《小說月報》的主編鄭震鐸對此表示歡迎，《小說月報》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連續發行了兩期泰戈爾專刊，全面介紹了泰戈爾的詩作。
這和鄭震鐸是泰戈爾的追隨者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其中也牽扯到了經濟利益。
梁啟朝在1920年成立講學社，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利用他的聲望延聘西方著名學者來中國講學，商務印書館每年贊助5000銀元，可壟斷演講稿的出版權。
有了資金，梁啟朝的講學社曾邀請杜威、羅素、杜裡舒訪問中國。
這一次邀請泰戈爾也是計劃之一。泰戈爾一行來中國的吃住行都由講學社負責，還包括演講的費用，沒有贊助誰來填補這筆錢。
和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一樣，都不是無償的，而且出場費不低。
這一次《新月》雜誌發行泰戈爾專刊，和《小說月報》相呼應，也算是永珍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一次合作。
所以說，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看有沒有利益。
但這種做法遭到了以陳獨繡為首的學者反對。
陳獨繡發文稱：“混亂的老莊思想上。加上昏亂的佛教思想，我們已經夠受了，已經感印度人之賜不少了，現在不必又加上泰戈爾了！”
他忘記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雜誌》上正是他最早翻譯了泰戈爾《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詩。
胡拾對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對於泰戈爾批判西方思想，認為西方文明瀕臨破產的觀點不能認同。
這其實是各種思想觀點的交鋒。
起源於從1923年2月份發起的那場“科學和玄學”的大論戰。
那場大論戰討論到最後變成了誰才能救中國？
是靠東方哲學。還是靠西方科學，還是靠唯物論？各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陳獨繡是唯物主義者。所以對泰戈爾推崇的東方哲學尤為不滿，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學評論了，而是牽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轟道：“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隻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讀到泰戈爾詩作的時候，還不是這種態度。
郭沫偌讀了《吉檀迦利》等詩歌，說：“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
這些人由粉轉黑，都和文學無關。而是和他們個人的主張有關。
泰戈爾還沒有來，中國的文化界已經亂成一鍋粥。
當然，中國的文化界就沒有安靜的時候，總是在論戰之中，林子軒已經習以為常了。
這次的論戰分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啟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務印書館的一批人是堅定的保泰派，陳獨繡、瞿秋百和郭沫偌則是批泰派，胡拾和魯訊暫時是中立派。
他們都有自己的傾向和主張，代表著各自的階級。
可以說，在這場論戰中泰戈爾是無辜的，還有林子軒，他其實沒什麼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軒當成支援泰戈爾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擊林子軒。
林子軒寫了篇文章《讓文學歸於文學，讓主義歸於主義》，呼籲他們冷靜下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泰戈爾，不要摻雜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只是這篇文章並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了抨擊。
因為在現在的中國沒有純粹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