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之中與自己情形類似的，或是擠到工作隊員面前面紅耳赤的與周圍的人爭吵著講述著自己的情形，希望能夠從這裡得到一個權威的答覆。
原本是給南粵軍找彆扭鬧交農的集會，轉眼間變成了南粵軍新稅收制度的宣講推介會。
不過。另有一群人拉住剛剛從縣城裡走出來的洪易林的手，他們有自己的問題要問。
“洪哥，我們家祖上流傳下來的土地，前些年因為錢糧稅賦太重，被我家老子投獻給了那位，”有人指著哭得滿臉皺紋裡都是鼻涕眼淚的一個秀才，語氣之中滿是鄙夷，“白白的繳了他十幾年的錢糧，本來是俺家的土地，憑啥給他交錢糧啊？”
“就是！我們就是想問問，這投獻的土地，該怎麼算？！”
“我們的祖產，能拿回來不能？”
這些人佔據了來交農的人數之中的很大一部分。從明中期以來，土地的兼併，愈演愈烈。如果是單純的購買土地倒也罷了，關鍵是大批的土地都是透過這種形式和透過賜田制度賞賜的所謂公田逐漸的集中到了一少部分人手中。
這裡面不光是有跟著朱家父子兩代人打天下的勳貴們，還有各地的官員和仕紳。可以說，到了明後期，明朝廷財政制度崩潰，與這種情況有著很大的關係。
從成化至正德間，所謂的賜田這種明火執仗的搶劫民間土地的行為便進入了一個高峰，成化、弘治間，請賜的次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德王朱見潾就藩濟南，先後準其所請，賜與山東壽張等縣田地四千一百千頃，廣平清河縣田地七百餘頃以及山東白雲湖、景陽湖、廣平湖之地，又賜新城 ；、博興、高苑三縣水澱蘆蕩並“閒地”四百餘頃。吉王朱見浚就藩長沙、撥給長沙八縣田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興獻王朱佑杬就藩湖廣安陸，賜莊田五千餘頃。周恭王睦嗣位 ；，賜地五千二百餘頃。崇王朱見澤就藩汝寧，前後所賜之田已達萬頃。榮王朱佑樞就藩常德 ；，賜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而在嘉靖萬曆年間皇室和勳貴大臣們的請賜活動更是達到喪心病狂的高度。景王朱載圳就藩湖廣德安，“多請莊田，詔悉予之”，賜田達四萬頃。潞王朱翊鏐就藩衛輝，多請贍田“無不應者”；景王藩除，其故籍莊田亦賜之所有。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援潞王例，奏討莊田四萬頃，朝臣力爭，減至二萬頃。
皇室成員大肆的搜刮土地，那些朝廷上的高官也是不甘居人後。復社領袖張採曾這樣描述過江南士大夫受獻的風氣：“往者鄉、會榜發，不逞者各書呈身牒，候捷騎所向，進多金名曰投靠 ；。所進金豈奴辦，多以其族無干田屋贄，否則系人奴背主，且挾舊主田屋贄，曰投獻。 ；則群不逞相率下鄉，數馬以二三十計，田用楊樹幹作籤，上書某衙或某宅照，四至為圍 ；，曰扦釘。屋用大封，上書某衙或某宅幾月日封。平民洗盪，同兵燹。”
曾經以搬倒了嚴嵩父子而青史留名的首輔大學士徐階，在松江府老家有田二十四萬畝，佃戶萬人，家人數千。其家人“半系假借”；其田產究竟有多少由納獻而來，已難查清。
徐階的松江同鄉以一手丹青書法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大名的董其昌官至禮部尚書，也在松江老家“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納叛主之奴，而世業遭其籍沒”。“投靠”、“籍沒”者，即是投獻。以至於松江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