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無意當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無中生有地構諂，朱元璋也橫加殺害。例如，尉氏縣教
諭許元為本府作的《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讀作“發髡”，即剃去頭髮，朱元璋懷疑是諷刺自己當過和尚，“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同音，這位教諭當然也就成了枉死城裡的新鬼。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錶》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讀作“帝非”，朱元璋也懷疑這是呂睿暗示他不能當皇帝，也將之殺頭。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其中“式君父”可讀作“失君父”，祥府縣學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讀作“去發”，朱元璋都以為是對自己不敬，均處以死刑。逢年過節或是謝恩上表，總免不了要寫一些歌功頌德的話，誰知這些文人卻大遭其殃。最為怪誕的是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為本府起草的《賀表》裡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句，這本是極盡頌揚的話，誰知朱元璋見了大發其火，他說：“‘生’者，僧也，這是罵我當過和尚；‘光’則禿也，說我是個禿子；‘則’音近賊，是說我當過盜賊。”這位拍馬屁拍到驢腚上的教授，只好嗚呼哀哉了。在這種嚴酷的文字獄的統治之下，文人學士只好縮頭縮腦，別說高談闊論，發表什麼政治見解，就是平時說話作文，也要小心萬分，否則，不知什麼時候，橫禍就會飛到自己的頭上。
朱元璋識字不多，卻特別忌諱文字上衝撞他，對於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詩文詞句，他也格外見愛。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訪，到了江淮一帶的多寶寺，見寺中多宣多寶如來的佛號，就對侍從說：“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隨行的學士江懷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較群臣，就馬上趨奉道：“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聽大喜，把江懷素提升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帶遇到以前的故友陳君佐，陳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帶他出入淮揚一帶。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飯，忽有所思，又出對道：“小村店三杯五盞，沒有東西。”陳君佐脫口而出對道：“大明君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極其高興，想讓他隨侍左右，當一詞臣，陳君佐過慣了逍遙自在的生活，卻不願意，朱元璋也未勉強。又過了幾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見他文采風流，相問之下，知他是重慶府監生，朱元璋便命他屬對，自出上聯道：“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開口對道：“一人為大，大邦大國大明君。”朱元璋聞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兩黃金。
朱元璋用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鞏固了他的統治，樹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還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腐蝕了知識分子的靈魂，確立了“官本位”價值觀念。
中國文化最陰暗最醜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價值觀，而最終確立官本位價值觀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雖然得到社會普遍的認同，但具有真才實學的詩人、畫家、醫生甚至是不願做官的山林隱士一樣得到世人的尊敬。東晉的陶淵明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掛冠歸田，凡是經過九江的社會名流或達官貴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門造訪，以表達自己的禮敬。唐代的大詩人李白不願也不會做官，可全社會的人依然對他敬慕有加，連唐玄宗李隆基也對他表現了極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後，官職的大小才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惟一尺度。在極權專制社會，官性和人性並不總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還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據其才能和貢獻，而是依據賄賂和打擊他人的權術，這樣道德水準越低的人官反而當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禮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氣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誣陷在詔獄之中。這真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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