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夏陽龍門人，生於史學世家，自幼受家學淵源薰染。10歲時，司馬遷隨父至長安，向儒學名家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古文書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20歲時，司馬遷從京都長安南下漫遊全國：南赴江淮之地考楚漢相爭，東臨齊魯大地觀孔子遺風，訪求浙江會稽探大禹陵墓，浮游沅、湘之間吊屈原賈生，蹤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後又奉漢武帝之命出使雲南昆明，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可謂博聞強志。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隨漢武帝封禪泰山的途中病倒於洛陽。司馬遷被召至父親病榻之前。司馬談臨死前惦記的並不是如何交接班，不能嚥下最後一口氣是掛念著一件事。這是什麼天下的事？
《太史公自序》記載了司馬談的遺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大致意思是這樣的，現在漢興海內一統，你我父子趕上了個好時代，君明主賢，忠臣死義之士這麼多，正是繼《春秋》、著正史之際，而我已無法將這些記載下來，這是一個史官的失職。現在你將要接替我做史官，就要當仁不讓，擔當起天下使命。司馬談說完便瞑目而逝。
司馬遷接受遺志，辦畢喪事，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從塞外回到了長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歲的司馬遷子承父業任太史令。從此有機會閱覽朝廷所藏的圖書、檔案及其它史料。在父親的感召下，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語出宋張載）睥睨天下，捨我其誰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司馬遷心潮澎湃。這後的四年，他一邊準備史料，一邊參加改歷。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曆書《太初曆》完成，司馬遷就遵照先父遺願，投身纂寫《史記》。不料在天漢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辯護，下獄受宮刑，創作也被迫中斷。
那一年，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漢武帝寵妃的哥哥，中華史中“第一草包將軍”）帶兵三萬，攻打匈奴。結果這個草包將軍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逃回長安。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繼續孤軍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李陵箭術精湛，兵士勇猛異常，五千步兵竟斬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發狠死摳，再調撥更多的兵力來圍攻，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是孤軍深入，後無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於是，單于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沒有突圍被匈奴逮住，無顏愧對漢武帝，就投降了。
起初李廣利兵敗而李陵勝績傳來，滿朝慶賀；而得知李陵寡不敵眾投敵叛國，人人喊殺。當然殺的並不是李陵，而是李陵的一家。當時滿朝文武竟無一人能為李陵說句話。司馬遷也沒有責任非要為李陵辯護不可，他和李陵雖同在宮中任職，但平素並非相要好，各走各的路，也沒有一起飲過一杯酒來表示相互殷勤的情誼。而且他只是食祿不過六百石的小官，若太史令不是皇帝的近臣，根本沒有機會說上話的可能。所以，他完全可以選擇沉默，明哲保身。
然而，正是這個小小的史官，吃了豹子膽，鼓起勇氣，挺身而出，秉直而言，為李陵辯護，說李陵侍奉雙親很孝敬，結交士人很講信用，對待財貨廉潔奉公，為國家能夠急難而出，奮不顧身，是忠信之士。李陵投敵本是無可奈何，論其功績也足以彰明天下。還根據自己的推測，說李陵雖然被俘，但心繫大漢，很有可能尋找適當機會立功報效朝廷的。
在中國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