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國家，從封建帝制到現在已經模糊化卻非常務實的體制，歷盡屈辱，探索出路，前赴後繼，最後終於走向“共和”。這是一個非常痛苦分娩的過程，是由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洋務派、維新派、革命黨人、國民黨人等等，他們作為革新的力量，一腔熱血，共同的目的都是致力於強國富民。他們都是赤誠的愛國者。我們不應該由非我黨族， 一概抹殺。然而，直到今天，我們的評定歷史人物都帶著非理性的*餘緒——“一言堂”，“欽定”下來的，非白即黑，做的好事不算，而壞事都統統劃入到他一個人頭上，一棍子打死。它從來不允許中間狀態，即灰色狀態出現。
我們為政治的需要塑造的光輝形象，比如雷鋒、焦裕祿等等，現在漸漸讓人產生質疑。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到底對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做出如何的抉擇或犧牲。隨著中國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們漸漸接受各種各樣的新思潮、新觀念，才發現這是特殊時代特殊的政治需要，繪上一張臉譜，然後按照漫畫式的藝術手法，創造出來的，作為學習的榜樣。
我想即使在滿清政府時代的中國，中國也是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八國聯軍《辛丑條約》想汙辱的是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因此四億五千萬的白銀賠款，每人一兩，明示華族每人受其辱。作為身處此情此景的中國人，特別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難道沒有一種救亡圖強的“復興”想法，坐以待斃？但是，我們現在漸漸強大起來了，或者說“站”起來，卻不想面對這段落後捱打做“軟腳蟹”的歷史。於是，我們竟非理性的將這個時代落後捱打的責任都推在滿清政府的身上，歸咎到具體的人身上，如李鴻章、慈禧之輩。這種推諉責任的做法，絕對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在作怪。其實，作為民族的一分子都無法推掉這個落後被捱打的責任。只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很無能，不能承擔責任，他才會把這個責任推給這個社會或者他人。真正負起這個民族的歷史責任的，或許正是我們唾罵的人，正是那些敢於天下先的洋務派、維新派、革命黨人。而我們卻極盡譏笑奚落之能事，說他們的幼稚、不成熟、革命不徹底，諸如種種，總之一句話：未達到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的高度！
李鴻章處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之中，遇到“數千年來未有之敵”，儘管他非常傳統，君臣觀、家國天下觀等封建道統深深拓進這個知識分子或者說老官僚的血液裡。但是他所作的努力，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所作的努力，力圖改變我們民族被動挨打的局面。因此，繞開李鴻章，就不能瞭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瞭解和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們絕對不能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否定李鴻章建立中國海軍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因為他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將他一棍子打死，稱為賣國賊。我們作為後人，應該善待我們曾經為國家努力過探索強國富民道路的先人。我們應該把歷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設身處地的去評定一個人。但是，我們傳統的教育，給我們定位的李鴻章是滿清王朝腐朽、沒落、反動、賣國的形象大使。
李鴻章難道心甘情願地愛國嗎？在他風燭殘年時，含淚一語“秋風寶劍孤臣淚”，其中況味或許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他骨子眼裡就想做一箇中興之臣。從北洋水師到洋務運動，再而到維新變法，都活動著他的身影，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手中，誕生了中國第一個軍工企業江南製造總局、第一個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條電報線、派遣了第一批出國留學生、創立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軍艦隊等等。國外有人進行統計過，這個活躍的洋務派領袖建立了47個“第一”，讓後來的國人直到現在都在受益。憑這些甚至贏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