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手指頭：“一要錢，二要人。”
衝野點點頭，要了陸久之的名片後說：“陸先生，今天我有點事，這辦報的事我改日再同你詳談。”然後兩人便分了手。
二：一僕三主
衝野並沒有食言，幾天後他會同日本海軍部及駐滬武官處的木村重、大川時太郎等人與陸久之具體商談辦報事項。他們商定由日本海軍部出錢，陸久之出面，共同辦一份宣傳“中日親善”的報紙。
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正中陸久之的下懷。在向地下黨負責人劉少文匯報並徵得同意後，陸久之便忙乎起來。不久之後，一份由日本海軍部出錢，打著美商密勒氏招牌的《華美晨報》在上海出版。
陸久之自任社長，當時被聘用的該報編輯的有戴曉雲、楊潮、惲逸群等人。
《華美晨報》用的是日本人的錢，打著“中日親善”的幌子，實際上是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巧妙地宣傳著愛國主義思想。不但是《華美晨報》，就連後來又創刊的《華美晚報》、《華美週刊》，表面上盡是一些介紹日本風花雪月文藝之類的內容，找不著一篇親日文章。
日本出資者覺得味兒不對，多次對陸久之責難。陸久之都以不能操之過急之類的話搪塞過去。他的巧言令日本出資者竟找不出反駁之理，反而又花錢幫他搞了個華美電臺，方便了陸久之與黨的聯絡。
在擔任《華美晨報》社長期間，陸久之利用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廣泛蒐集日軍的各類情報，分別發往重慶國民黨內部和我黨地下黨組織。難怪後來有人把他這一段經歷形象地描繪成“孤島上的一僕三主”。
1941年12月，日本空軍偷襲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海軍軍事基地，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美國的參戰，使日軍侵華戰爭的實力受到一定牽制。由於費用的緊張，日本海軍部不再理會陸久之所言的“中日親善乃百年大計”之類的套話。再者，《華美晨報》等刊物對日本侵華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所以海軍部便開始拖欠經費，陸久之幾次索要不成，《華美晨報》不得不停刊。
三：一證兩用
雖然，《華美晨報》停刊了，但由於陸久之偽裝的巧妙和手段的靈活，日本人仍以為陸久之為“親日可靠人物”。為了進一步拉攏他為日本做事，日本海軍部又利用陸久之出面開辦了“海安信託公司”。
海安信託公司實際上是一家日本海軍經理部控制我淪陷區物資的機關。當時，日寇封鎖海上物資運輸，一般商人為了申請貨物轉運，必須經海軍機關批准，發給“物資搬運證”，方可出境。
由於敵人的信任，陸久之坐上了海安信託公司總經理這個舉足輕重的位置。他暗笑日本人真蠢，這不等於自己挖自己的牆角嗎？
1941年，正是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由於日軍的物資封鎖政策，蘇北、山東一帶的新四軍緊缺蠟燭、火柴、紙張、棉紗布匹等日用品。得知這一情況後，陸久之想了個妙策。
他利用職務之便，把領到的海軍部頒發的物資搬運證，在有效的時間內（一般為七天），儘量先送給地下黨人使用，然後再發給原申請人。憑著陸久之的心靈手巧、膽大心細，這種“一證兩用”的手法，居然瞞天過海。於是，那些新四軍緊缺的物資，從敵人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斷地從上海的黃浦江，一直運到抗日根據地。這樣就解決了新四軍的燃眉之急，有效地支援了抗日。
多少年後，有人問陸久之他當初做這些事的時候到底怕不怕？陸久之坦然回答說：“怕的，我很怕被日本人發現我在中間‘搗鬼’。尤其是我想象著船出吳淞口時，入海口那戒備森嚴的警衛找出什麼破綻來，那就完了。我怕自己保不住海安信託公司總經理的位置，那我們就少了一條輸送物資的重要渠道了。這是很影響抗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