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中東開始大放光彩，在中國地區仰韶文明被南方的黃河文明取代。
仰韶文明的衰落與中東的變化有同步關係。從世界地圖上看，仰韶文化的核心區域甘青一帶恰好與小亞細亞半島和兩河在接近的緯度，並且在同期他們在東西方同時獲得了文明穩定而長久的發展。大約從4000年開始，文明在中東和東亞同時南移。這根本不是一種偶然現象。
在早期漁獵和農業時代，氣候對於一個地區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一切都要靠天吃飯。氣候的變化會導致一些文明的興衰。不僅遠古如此，對於中國唐朝突然開始的“安史之亂”，有些研究者也認為與當時氣溫下降有關。它迫使北方的遊牧民族南遷。“從8世紀中葉至10世紀中葉，各類寒冷事件頻繁發生，秋季冷空氣南進的時間提前，春季時間則推遲，相應霜凍與降雪出現的最早、最晚時間都有提早或推遲。從河湖海冰凍現象研究，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一個緯度。這種相對寒冷時期一直延續到了五代時期。”這個論點的持有者為西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藍勇。他認為這是直接影響中唐時期北方變亂的主要原因。
仰韶文化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國西北地區的文化，“三代”把中國區域內的文明重心拉向中原和東部。尤其是商朝現在已經被認定為來自山東沿海一帶。這一先一後，一西一東，已經給仰韶的興衰指出了神秘的答案。
中國的文明起源確實可以簡化為這兩個大的文明版塊，仰韶在西部代表了農業文明，“三代”很可能代表了“海洋文化”。儘管黑格爾說封建時期的中國人背離了海洋，但在新石器時代我們或許可以說，是海洋文化打敗了陸地文化，東部打敗了西部。“三代”的出現很可能可以歸納為海洋文化的勝利，或者“水利文化”的勝利。
在中國最早的文明遺址之間是否曾經有過交流，這是個問題。並且，怎麼來定義這個“交流”就是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是個事實：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強烈特色；假如還不能說某些貌似交流的成分是同源，那麼起碼我們可以說這個交流是很薄弱的。
就仰韶文化與裴李崗之間，“無論是碳十四測定還是型別學研究，都尚未能將該型別與更早的文化（裴李崗文化）銜接上，為我們留下了一片有待於填充的空白。該缺環與渭水和汾河下游地區的早期階段（半坡階段）相對應” 。“在陶器風格方面，甘肅、青海地區諸型別與陝西、河南諸型別有著重大的差異：這無需爭論，而是從其發現一開始就已被認識到了” 。
以上這些差異可以考慮為在中國之內的東西方差異，其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來自不同的根源，帶有不同的語言與原始宗教習慣，這些溝通工具的差異阻礙了他們之間的有效交流。
此時距離中國西域很近的印度河上的哈拉帕文明值得中國人關注。它幾乎與仰韶文化的命運一樣，在大約4000年前神秘地消失不見。或許在中東的某個地方與中國的仰韶之間存在著一種尚未被我們觀察到的相互關聯，而這個關聯由於世界的巨大變化迅速地導致了一連串的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多米諾骨牌倒塌現象。比如後來的“絲綢之路”的興衰就曾經導致過沿途幾個國家的興滅。不過哈拉帕文明也可能由於一些水位影響了地理變化。哈拉帕文明距離中國的崑崙山很近，並且與仰韶文化基本同期。可以將其定位為中國某些文化的“過度驛站”進行考察。
中國的本土化過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是無疑的，但是假如只看到這些本土化而看不到突然的文明幾次大舉進入中國境內也是不客觀的，所以無論是強調“西來說”也好，強調本土起源也好，基本的事實還是應該劃分清楚的。假如沒有這個前提的劃分，可能永遠只是在做無用功，因為從表面上看似乎“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事實上是有些人沒有分清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