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舉，一種恩典，一次“贖罪”的小小的機會。他以他的全部虔誠，搭上他那衰弱之極的身體，回報這種抬舉，這種恩典，這一次小小的“贖罪”的機會……
他是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我當年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的第一篇小說《嚮導》，是在他與我長談了三次之後才定稿的。
那一次創作學習班上，有個驕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罵他“臭右派，裝模作樣假充內行”！他一言不發，默默地捱罵。我們大家氣壞了，將那小子騙到郊野，狠揍了一頓。
我們都從內心裡開始尊敬他。
有天夜裡，同屋的一個夥伴醒了，把我們也都捅醒，說：“老楊怎麼不咳嗽了？”
在那個年月，我們不能像如今一樣，對我們所尊敬的文學界長者稱“老師”一樣，稱他“楊老師”——這樣的稱呼也會使他自己驚恐的。我們只能叫他“老楊”。
我們都匆匆披上衣服闖入他的屋裡——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筆……
他臉色鐵灰……
那是凌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立即將他背往師部衛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們發現得早，他便死了。
後來我再沒見過他。
後來每年一次的創作學習班上，只要他的身體能撐得住，總會前去輔導。像輔導我們那一期學員一樣虔誠……
如今，許多經他輔導過的當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學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復旦大學，得知他病故了。
我們離開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沒法兒忘了他的。
一緬懷起他，我對那過去了的歷史充滿悸怖——它使好人無端變成“罪人”，竟是那麼隨便！那麼輕而易舉！並且連同無罪之人的無罪的意識，都一塊兒姦汙了！
是以追記此文，寄託我對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的大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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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一個我
結婚以後，對於做父親，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說穿了是怕承擔起那一份兒責任。因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兒子的責任，早已使我憂患多多。由於我的堅決，妻忍痛割愛。“捨棄”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妻深知我極願有一個女兒，如今每每口出譴言：“那頭胎必是女兒無疑。”
起初只當玩笑，不以為然。後來漸漸地竟有了罪過感。甚至，數次夢見我那“女兒”—— 一歲多的一個小裸孩兒，亦靈亦拙地朝我爬過來，其聲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於認真後，勸我：“想開點兒。如果對得起那女兒了，眼前這個大兒子不就不存在了嗎？”
話倒是有理，可心內從此平添了一份惆悵。我的罪過感源於這樣一種心理——那已然是一個小生命了啊！竟由於我的堅決，我的意志，便沒有了出生的權利！我是誰？我是上帝嗎？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視生命權利的做法也是該詛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該在這世界上演繹怎樣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對於“她”是“不可抗力”。一個凡夫俗子以彷彿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語即出便滅絕了一個一旦出生可以編織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長故事的小生命，難道還不是罪過嗎？姑且不論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實上，在我看來，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蹟。我破壞了一個奇蹟。它永不能再次發生。我極其憎惡我曾經“上帝”過一次……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對兒子的愛深受影響。事實上我做了父親以後，一直視父親的責任為我人生最主要的責任之一。
我關心他的心臟是否健康。
也關心他的心靈是否健康。
我希望他將來成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