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帽子不給他戴上給誰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從革命軍隊中“清洗”而出，發配到了哈爾濱，後來據說改造得好，表現“老實”，調到了黑龍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從黑龍江出版社逐出，發配到北大荒，在四師接受第二番改造，當一名注“另冊”的農場職工。
別人還告訴我，他是好幾本書的責任編輯，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當年這兩本書是“大毒草”。所以那與其說是他的成績，莫如說更是他的“罪行”。後來我曾特意重翻那兩本書，卻見印在書上的責任編輯並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誤傳；或者因為他成了“右派”，在那兩本書還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隔壁的小房間。不是出於照顧，而是因為他通宵達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個房間的人，是根本無法睡覺的。除了每天吃三頓飯的時候，我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飯時見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他患有肺氣腫，正值嚴冬，從住處到食堂，一兩分鐘的路，他也不得不戴著口罩。還患有神經性顫抖症，使人總擔心他吃飯時端不住碗。還患有胃潰瘍——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飯，半個饅頭從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撿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剝皮，剛剝下一小塊，卻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著半個髒饅頭，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樣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從他手中奪下了那半個髒饅頭，又掰了半個饅頭給他。
“不，不，我……還是吃了那半個髒的吧……”
我隨手將那半個髒饅頭拋進了剩飯桶。
同桌的夥伴們的目光都是讚許的。
惟他自己，滿臉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們同屋的三個知青，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時，常聽到他在隔壁一陣陣劇烈的咳嗽。那咳嗽之聲劇烈得連我們都替他喘不上氣來。白天能聽到，晚上也能聽到。只要他在咳嗽，我們便知他在看我們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劇烈。
還有點人味兒的人，誰能不心疼這樣一位為我們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實他當年還不算老，也許才五十五六歲，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來歲的人了。
他看稿極認真，從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亂勾亂畫。連個符號也不記。連一頁紙的紙角也不折。稿旁放一個小本，一切都記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幾行，有一個什麼什麼字錯了……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2）
一視同仁。
對於那些稿面非常清潔的稿子，他更是格外顯出一份兒對作者的尊重。看前，總是要用溼毛巾擦擦手，怕將稿面弄髒，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談稿子更認真。對一個不恰當的詞，一個不真實的情節，一個概念化的細節，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對話，他總要預先替你設想出幾種修改方案，與你談時，極謙恭地說：“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幾種改法，咱們共同商量，看確定哪一種方案更好？”
其實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並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經過比較之後，自己選擇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時沒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爭辯。耐心地聽你談完自己的想法，然後婉言勸你再去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他的意見，十之###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
他的謙恭，常常使我們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體弱多病的身體。而在他，那絕非虛偽。那是發自內心裡的虔誠。因為他彷彿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右派”，一個確乎有“罪”的人，一個被“改造”著的人，一個不過被臨時“利用”一下的人。而這種“利用”，又彷彿對他意味著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