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應——包括親情、友情、同情。
對社會和時代現象的敏感反應……
對想像與虛構能力的職業性的敏感反應……
對駕馭文字的能力和對修辭之職業水平的敏感反應……
對自己責無旁貸的種種義務的敏感反應……
我真的認為我的敏感將漸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須節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著它，我覺得對於我就已經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預先做一個與魯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宣告：我死之際將不帶走對一個世人的嫌惡和憎恨。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人類也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我們既然公認每一種動物的習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麼自己的同類也何妨如此？
我將嚴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願遭世人唾棄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1）
他死十幾年了。
一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軍隊的人。一個解放後兢兢業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個“右派”。一個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個至死虔誠地認為自己可能對黨對人民有罪，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懲罰的人——儘管他也許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麼。
上帝說：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無可辯白。
因為上帝是不會錯的——人的辯白則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宗教邏輯，他從不替自己辯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會震驚於上帝也會犯錯誤的吧？
他是我接近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
“右派”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要推翻社會主義”——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是這麼寫著的。我的中學政治老師也是這麼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著“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嚴酷批鬥時，我雖常常不免被那種種批鬥方式的嚴酷所驚悸，卻隱藏起一個少年的仁慈，絲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團舉辦的一次創作學習班上。
一天，吃早飯時，我發現多了一位形銷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問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誰？”
“楊方。”
“也是參加創作學習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當過編輯，讓他來幫著看看稿，邊改造邊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幾眼。創作學習班，成員大多數是知青，飯桌上也在高談闊論小說之類。楊方一言不發，連目光也不旁視，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飯。滿口牙殘缺不全，吃得極慢極慢。他那一張刀條臉，瘦得不能再瘦。兩腮塌陷，顴骨高突，一雙眼睛深深地隱蔽在眼窩裡。面色青綠。每一嚼動，青綠的皺紋縱橫的麵皮便一緊一弛。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長長的兩束，無羈地飛揚著，箭豎著。彷彿除了剪斷，是別無他法使其倒順的。
我離開飯堂時，見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極慢極慢地吃著，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視。分明由於牙齒不健，連一個燒餅還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極慢，也吃得極小心，一手顫抖地端著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燒餅掉下的酥皮兒落在桌上，被人指責浪費農民血汗。
回到宿舍，聽別人講，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由於在“反右”鬥爭中說了些“錯話”，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當時，那些“錯話”的性質也並不很嚴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結果不嚴重也便嚴重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