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象徵，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裡都有出現過，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後續的漢水屈家嶺，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為特色”（張光直語）。這都說明了中國東部南方與東方的某些統一性，以及他們與西北地區的分別。
張光直先生說：“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黃河下游沖積扇已基本形成，隨著其邊緣地帶地面豁縫逐漸縮小直至最後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間的陸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 “有確切無疑的跡象表明，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無論南方和北方，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開始了一個程序。在該程序中，文化間的聯絡得以加強，其時間在北方為隨後的1000年，而在南方則為隨後的1500年至2000年。這些地域文化向外擴充套件，彼此間確確實實地進行接觸，在文化上相互作用，並從實質上表現出相互作用日趨加劇的跡象……”。
注意一下南北兩地的不同時期或許是有意義的。它或許暗示了我們某些基本條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這個時間的改進甚至出現。為什麼南方會晚1、2千年，他們在等待什麼？我認為可能是一種舟船大車。也可能是青銅器的出現有利於南方茂密森林的開墾。
張光直先生認為這些不同的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區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關聯的文化”。對於這個相互作用的時空概念，張先生認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開始形成，範圍是北起遼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臺灣，東起東部沿海地區，西到甘肅、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漢王朝所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過程中肯定發揮了作用” 。
張先生儘管是一位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說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顯有著開放與發展眼光的人。他時時看到新材料的湧現對於史前老的假說的衝擊。我不得不說，在這裡張先生表達了中國後來的文明就起源於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時期文明的傾向，這個認識是有一定侷限性的。張先生如大多數中國文明獨立說者一樣，只看到了中國本土完整的“序列”，並陶醉於這些“序列”，但對於新內容的注意不夠，比如馬車的引進，青銅器冶煉技術的引進，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現，文字在後商的突飛猛進，對於這些關鍵的文明元素都沒有足夠的重視。最重要的是，中國文明獨立說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術應用之前中國也有猿人進化為中國人的幻想基礎之上。現在當我們把人類的起源定位於非洲單一起源說之後，許多推論勢必發生了動搖。但張先生並沒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經沒有機會更改他的結論了，這很遺憾。但張先生的視野始終是開放的，我始終感受到了這一點，並且受到他這個精神的鼓勵。
在過去的上萬年裡，應該源源不斷地有外部的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到中國，定居下來，他們帶來的文明與本土產生的文明一直在進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們奠定了部分的中華文明，但並不是全部，因為帶來新文明的“三代”還沒有到來。
大汶口之後的龍山文化開始了，同期比較著名的還有南方杭州灣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獨特的帶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紋飾都說明了它與龍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關係。
良渚文化的一個特點是那些精良的玉器。東北的紅山文化是另外一個以玉著名的區域。儘管從文飾上還看不出來兩者有什麼關聯，但是同樣熱衷並擅長玉石雕刻都讓人猜想之間是否有著深層關聯。由於紅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後，在考慮到氣候在那個時期發生了氣溫下降之後，這一猜想就更顯得合理。當然，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遷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種融入交流。
整體看下來，實際上中國東海部地區都有十分明顯的玉傳統，而中國西北地區卻似乎只盛行陶文化。這是中國新石器時期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