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定居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總是說，蘇格蘭的租金很低，這樣她就可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在更好的地方。住在哪裡對她來說沒有什麼差別，她總是會悲傷地加上這麼一句；自從丈夫去世，她在這世上一直是孤單一人。去年的時候因為一場與聖公會教堂有關的小型義賣，彼得·溫西勳爵認識了她，並隨後發表了對於這位夫人的觀點——“這個女人真要命。”這個評價很是忘恩負義，因為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奉獻了一下午的時間——儘管這個下午對勳爵來說很沉悶——還賣給他一個親手製作的“睡衣”樣式的綠色絲綢刺繡香袋。“我沒有錢。”這位美麗嬌小的夫人羞怯地抬頭看著他，微笑著說道，“但是我可以付出我的勞動。禮輕情義重，不是嗎？”
達爾齊爾警官讓他的拜訪者坐在椅子上，儘量放柔他粗糙的嗓音，詢問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
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在她的小手袋裡摸索了一會兒，拿出一張《格拉斯哥號角報》的剪報，這篇文章給治安官鄧肯先生帶來了無盡的麻煩和責備。
“我只是想詢問一下。”她抬起虎尾草般湛藍的眼睛，祈求地看著警官的臉，“是否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證明裡面這個可怕的暗示。”
達爾齊爾警官仔仔細細地閱讀了這篇文章，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它似的。然後他小心謹慎地回答：“是的，我想是的，應該是這樣的。”
“你看，”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說，“上面說兇、兇、兇手肯定是個畫家。為、什、什麼他們這麼肯定？”
“哦，”警官說，“我只能說有幾條證據指向這個方向，夫人。”
“噢！”這個婦人驚呼，“我希望——我想——我認為或許是這個記者自己胡思亂想的。記者是很可怕的人，你知道。他是從——從警察那裡得出這樣的結論嗎？”
“我不知道，夫人，”警官回答，“他有可能是從其他某個不負責任的人那裡聽說的。”
“但是，警察是這麼認為的，是嗎？”她堅持著這個問題。
“我不能這樣說，”達爾齊爾警官說，“但是死者本人是個畫家，他的大多數朋友也都是畫家，有這樣的可能性。”
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摸索著手袋上的扣子。
“那麼，”她說，“這裡面還提到了格雷厄姆先生。”
“是的，確實是這樣。”警官說。
“一定，一定——”那雙藍色的眼睛又看向警官，“不是你——懷疑他做了這樣可怕的事情吧？”
達爾齊爾警官清了清嗓子。
“哦，好吧，是這樣的，”他說，“這裡發生了謀殺案，而一個人不能陳述案發時間他在哪裡，我們總會懷疑這樣的人。我們現在並沒說他們有罪，只是普通的懷疑。”
“我明白。請告訴我，警官——假設——假設有人向你們澄清了這個——對於格雷厄姆先生常規上的懷疑——應該沒有必要向、向、向公眾公佈吧？”
“這取決於，”警官緊緊盯著他的來訪者說，“解釋的性質。如果能夠解除嫌疑人的嫌疑，能夠提供強有力的證據予以證明，而且這個人不需要接受審判，那就沒有必要向公眾作任何解釋。”
“哦！那麼，如果這樣的話——達爾齊爾先生，我可以相信您的決斷力，是不是？把這件事告訴您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考慮到——但是我想您可以理解——我悲傷、孤獨的狀況——我——啊！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跟您說這件事。”
史密斯·勒梅熱勒夫人拽出一條纖細的手帕，矇住虎尾草般藍色的眼睛。
“說吧。”警官溫柔地鼓勵她，“沒有什麼好苦惱的，幹我們這一行，聽到了太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們從來不會想第二遍。另外，”他又加了一句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