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討論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無關，請你不要上綱上線。”
徐浩東不慌不忙地說：“劉博士，別忘了你是黨員，你必須講黨性，也就是必須講政治，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這是必須的前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如果你以為生活在一個真空世界裡，那就算我對牛彈琴。”
不等劉浚如開口反駁，徐浩東繼續說：“在上述必須的前提下，我在做經濟工作的具體決策的過程中，一般還會考慮這麼幾個問題。一，我的決策符不符合黨和國家的大計方針。二，我的決策符不符合雲嶺市本地的實際需要。三，我的決策符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四，我的決策符不符合國家有關法律。五，我的決策能不能實現，失敗的機率有多大，如何防止決策失敗。六，我的決策在落實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問題和困難，在這過程中我需要準備什麼預案和多少預案。七，我的決策是不是過時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我的決策會帶來什麼樣的負作用，我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些負作用……劉博士，這就是我的方*，你聽明白了嗎？”
劉浚如說：“這些我也會，請你舉例說明。”
徐浩東擺了擺手，“例子有三，棚戶區改造專案，重啟市中心廣場專案，大灣列島及其周邊海域開發，這三個專案的決策過程，我已詳細地寫成文章刊載在政府內網上，劉博士有空的話，不妨去學習學習，同時也請批評指正。”
劉浚如說：“我一定認真學習，徐書記，我很想知道你在決策的過程中，有沒有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果有的話，是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多一點，還是運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多一些。”
徐浩東微笑著問：“劉博士，你知道我是如何區分經濟學研究者的嗎？請注意，我說的經濟學研究者也包括我這樣的末流愛好者。”
“不知道，請教了。”
“經濟學研究者主要可以分為五類。一，純學術研究者，他們專注於研究，不管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用沒用，他們是典型的學院派。二，傳播者，象我的岳父岳母，他們有自己推崇的理論，但僅限於學術，他們只是將一身所學傳播給學生，不用對社會負責。三，利益集團代言者，邱與可與方利成和鄭騰育三人，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代表，他們既要名又要利，就象此次雲嶺之行，他們開價是稅後六百萬元，沒有錢他們是不會來的。四，野心派，比如說劉博士你，你滿腹經綸，才高五斗，你的從政明顯帶有個人目的，就是推銷你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推銷的同時獲得仕途的進步，魚與熊掌你都想要。五，實踐派，比如說我，勉強算是實踐派的一個，努力運用自己所力去為人民fu wu。”
徐浩東明顯是在褒己貶劉，狂妄之極，劉浚如忍著怒火說：“徐書記，你別把自己說得太高尚了，你的努力工作，難道不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嗎？”
徐浩東搖著頭說：“不是，我可以從政，但我也不會執著於頭上這頂烏紗帽，關於這一點我相當自豪，劉博士，這也正是我與你的區別，我考慮問題時是純粹的，你考慮問題時是帶著某種色彩的。”
“比方說呢？”
“比方說，你推崇並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且執迷不悟，思考問題時總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遇到任何問題或困難，你都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去解釋去解決，你太機械、太教條。你違背了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在經濟學範疇，沒有一個理論是永遠對的，沒有一個理論是一成不變的。”
“那你呢？”
“至於我，在思考經濟的時候，從來不會先入為主，如果遇到問題，我會用凱恩斯主義去解決，如果凱恩斯主義解決不了，我再用新自由主義去解決，有的時候，我會同時使用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