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鐵凝全家來旅遊也在這裡住過。一個四星級大飯店，大堂裡明晃晃地設有賭博場地，當然還沒有拉斯維加斯或者葡京飯店那種規模。住房裡可以看到稱作“歐洲電視”的高塔和設計氣魄宏大的加加林紀念碑，像是一個長長的大鈍角三角形，最短的底邊在下，最尖的一角頂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難忘的是宇宙飯店的餐廳：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樹，就是俄羅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聳入雲得近於孤單，而又委婉多情得近於淒涼的男高音的領唱，你原以為已經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領唱以回應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懸掛在那裡了；然而狂歡式的近於暴烈的火一樣的合唱響起，於是孤高的英雄與廣場和四鄉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 馬戲團 ）小丑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 南方週末 》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裡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面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只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面唱一面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嘆，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週，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週到什剎海冰場滑冰。可惜每週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的“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象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剎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的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麼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 有誰知道他呢 》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