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教員，向農民演講，但是效果很差。農民只是想來識字，對發生在十幾裡以外的事情就沒有什麼興趣。基層幹部對外國名字更是疑竇叢生，連“馬克思”聽上去也有作亂之嫌。終於，一張抨擊茶場某領導多吃多佔的大字報，使夜校終遭打擊和夭折。“我曾經真心想為農民爭利益，沒想到他們向幹部揭發我。我貼大字報，反對農村官僚權勢，農民出賣了我。”（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農民們不過是認為，這個城裡來的年輕人雖然說得在理，但他鬧完了拍拍屁股就會走，而他們祖祖輩輩都要在這裡生活下去，都是鄉親鄰里，怎麼能把關係搞得那麼僵？
對於韓少功這個少年書生來說，現實逐漸露出了嚴峻和堅硬的面容。別說“農村包圍城市”，就連反對農村一個小官僚，也是雞蛋碰石頭。當他從公社“隔離審查”回來之後，農民都躲開這個敏感人物，很多知青夥伴也注意與他保持距離。他後來對同志們斷言：對農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識分子才是歷史的火車頭！——當時他正與湖南靖縣、沅江縣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與廣東、廣西等地的異端分子拉上關係，打算共同組建一個地下團體。
正是在韓少功的倡議下，他們決定向一系列知識領域發起進攻，用他們的話來說，“一定要混進知識分子隊伍”。
茶場裡的學習小組不久就成鳥獸散。知青們開始厭惡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勞作，裝病請假，外出盲流，找幹部拉關係，總之逃離就是一切。汨羅江上那片冰涼的月色，已不再能激發出浪漫詩情，只能喚醒肉體勞累和精神失望的雙重痛苦。特別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後，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當工人了，領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來的夥伴內心惶惶。原以為大家要在這裡共同生活一輩子，沒想到人生還有變數，社會等級分明，多賺錢是硬道理，革命大話當不得飯吃。每個人都從集體主義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開始認真考慮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學會了相互之間爭奪機會的明爭暗鬥，甚至學會了向領導送禮品或者拋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與領導們關係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較容易被招工單位看中。
知青們情緒頹落使韓少功十分灰心，夥伴們一批批離去也讓他不無悲愁。他能一個人堅持到最後嗎？
當一個知識分子的念頭，就是在這個時候浮現。這裡既有受挫鄉村之後的理想調整，也有個人生計的庸常考慮——雖然流產的烏托邦仍殘留在他內心深處，成為一個沒有完成的夢，一朵沒有結果的花。蟲聲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獨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裡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與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轉點至長嶺大隊，任務是帶動那裡的農村文藝宣傳活動，使之成為地、縣兩級的基層文化工作典型。在這個新的知青戶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預立，比韓少功高一年級，後來成了他的妻子。他們的戀愛也許早了一點，但作為政治烏托邦破滅以後的替代，人倫感情的烏托邦建立了。長嶺的夜晚蛇特別多，這些花花綠綠的誘惑者走進了伊甸園。於是，汨羅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熱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虧也代表著生理騷動的週期。
但韓少功與梁對雙方關係十分克制。梁是舞臺上的演員，韓是後臺樂手，兩人在公開場合並不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