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個“人”字，畫了個圈，又寫下“家”字。這應該是社會的最基本構成單位。
“家”就像是一顆種子，冒出芽，萌芽長成主幹，這就是出於嫡系的“大宗”。主幹繼續生長，冒出許多枝椏，這便是庶出的“小宗”。大宗小宗構成了整個樹型結構，這便是“宗”。當這“宗”有子弟外出，就如樹上掉落下來的種子，在另外一處生根，發芽，再長出主幹、枝椏，與原來的那顆樹遙相呼應……由此便有了族。
當這些宗族因為共同的文化認同交織生長，一起開發腳下的土地，捍衛族群尊嚴，傳承亙古以來的價值觀——這就是民族。
朱慈烺朝後靠了靠，仰起頭，目光中焦點渙散。
只要有人成家，勢必就會成為宗族。別說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前世的紅色貴族不也如此麼？
朱慈烺輕輕搖了搖頭：除非有個更強大的信念佔據百姓的信仰空間，讓他們相信爹親孃親都不如皇帝親，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個舍小家為大家，脫離低階習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整個國家的人。
上下五千年，這種狂熱的狀態只存在過三十年，而且崩塌之後帶來的副作用似乎更大，頗有些飲鴆止渴的感覺。別的不說，朱慈烺並不希望自己的遺體被長久封存不得下葬。
而且以明朝的宣傳能力和手段，要做到這樣大規模的思想教育，其難度……還是先考慮一下火星探索計劃吧。
既然無法從根本上剷除宗族。如何做才能既保證國家對人民具有控制力，又不至於制定出毀家滅門的惡法呢？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與孝子之間的平衡。魏晉時候，天下只有孝子，沒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亂華。北伐難酬。那時候的門閥與如今的宗族名異而實同，只是更加強大，直接控制了軍國大權罷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個時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國家需要就上山下鄉、奔赴殊域。他們的確以自己的犧牲，為整個民族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過當信仰崩塌之後，正是這些人反轉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犧牲，認為被權貴階級欺騙和出賣。徹底投入利己主義的窠臼。
這正好是兩個最極端的例子，後來從隋唐起強調的“在家事親，在朝忠君”可以說是一種緩衝和折衷。不過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這就需要人為給一些動力。
其次在於國家動員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為分水嶺，又有兩種形態。
在先秦兩漢時代，天子分封藩國形成宗族，其大宗對小宗的財產有直接控制權。這點到了明朝仍舊一樣。分封的諸藩王可能因為犯罪或無子而被除國，田土收歸國有。
後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卻誕生在北宋之後。因為范仲淹、張載、程頤等人的推動。庶民被允許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這幾乎可以算是一場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廟的特權，也有了以血緣為基礎的精神核心。
有了這樣的核心之後，庶民就從單純依附於地主豪強，轉而依附於自己的宗族。這時候的宗族就像後世的工會。看似沒有主宰宗人生命、財產的權力，卻又極具凝聚力。
延續到了明代，鄉官的職役制度更加明顯，宗族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在基層輿論上遠遠壓過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設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明顯要輕鬆得多。而在有宗族影響的地方，族中老人出於勞動力缺失的考慮，往往會對此抱有牴觸。正是這些老人說一句“別去”，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願。
在現在的甲級行政區域，宗族勢力奄奄一息，影響力極小，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蘊藏的能量。就是知縣下鄉問政，老人、農老辦事，也都會對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
因此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