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在臺灣本土的人，一百年來似乎都面臨國家認同的困惑。因為戰爭造成人倫乖離的現象，你認為造成乖離的癥結在哪裡？有沒有辦法打破這種乖離的狀況？
柏楊：您剛才已把問題解答出來，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戰敗。戰勝了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戰敗就是這樣子。
問：您是說因為戰敗產生這個問題……
柏楊：是的。假如說沒有戰敗，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好比法國，戰敗了就把阿爾薩斯、洛林兩省割給德國，戰勝了再把它要回來。二次世界大戰最初德國勝利了，再把它拿回去，後來法國勝利，再把它拿回來。這是整個國家的決鬥，失敗者充滿了無奈。
問：照這樣講，人的命運看來很悲觀；消弭國家認同的困惑，難道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柏楊：這個認同問題……哎，除了“武力”，還有“時間”，時間可以培養出認同感。無論是多麼強大的國家或多麼衰弱的國家，比較起來，個人都非常脆弱。當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自己沒辦法來抵抗。從歷史觀點來看，人生大多時間處於無可奈何之境，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掙扎、爭取。
問：人結合成社會，脆弱的個體跟體制對決，在這個既定的基礎上，是不是可以給有權勢的人一些忠告？
柏楊：有權勢的人必須小心謹慎地使用他的權勢，任何權勢都有極限，即令是大獨裁者或山窩裡的土匪。使用權勢，好像把一個巨大的石頭從山上踢下來，他有能力下腳，但石頭既經滾動，他就沒有能力收回，包括踢石頭的權勢頭目，他也收不回。如果他輕易下腳，他就逃不脫懲罰。
問：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戰後嚐到苦果。戰時他們的作家或文化人，雖然無法挽回大局，但總也出來講過話。您覺得作家面臨這種情形時需不需要挺身發言？
柏楊：我覺得應該挺身而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人類才有的道德勇氣。無論壓力多麼大，有聲音比沒有聲音好，有聲音可能改變現實，假使沒有聲音，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什麼。
問：臺灣經濟發展快速，但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好像有落差，如何趕上或提升？
柏楊：經濟發展而文化跟不上的社會，隨時都會崩潰。我們的社會忽然暴富，大家都有錢，而且不曉得錢從哪裡來。沒有把錢用在再生產，或用在文化活動上，而全浪費在色情和暴力上，經濟繁榮就會很快過去。好比股票的狂飆，六合彩的泛濫，大家都去賭了，誰來生產？沒有生產，就不能使我們的科技提升。只好全靠運氣，原來大家都勤奮，現在大家都不勤奮了，立國之道在哪裡？這是很可怕的現象。羅馬帝國衰亡的時候，大家追求享樂而不追求建設，過一天算一天；在窮困的社會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富裕的社會，就是黃燈，經濟的成長如果沒有文化輔佐，不能把人民素質提高的話，我們不過是一群穿花戴綠的動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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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2）
問：談一談您的文學觀或文化觀吧！
柏楊：假如作家對社會不存有愛心的話，文學作品就不過是一篇空話。作家應與社會息息相關，即使在形式上看起來無關，但它的精神應該與社會結合。譬如愛心、同情心、抗暴精神……這些都能夠透過文學作品表達。
問：做為一個作家，有沒有提供社會大眾優質文化的責任？怎麼去提供？
柏楊：應該有這個責任。如果作家不提供，靠誰提供？假使作家像普通暴發戶一樣，也腐蝕社會，社會腐蝕得將更快更爛。
問：最近有作家提倡後現代主義。在歐美特別是工藝上有所謂後現代主義，引進到臺灣來，但在臺灣的現實基礎上，文化狀況與整個經濟發展並不很平均，民眾的生活基礎還沒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