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絕望沒有著落的；一種是壞人，腦滿腸肥但緊張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補償。前一種人是求利益，後一種人是找心安，離真正的菩薩境界都還太遠。我不會歧視他們，但也不會那麼書生氣，以為他們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廟對於他們來說，只是內心的應急處理，管不了長遠。
在我看來，逐利的理性化還是逐利，比胡作非為好一點，或者說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說的精神“崇高”。一個人的道德要經過千錘百煉，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煩等磨出來的。把自己鎖進一個孤寂廟宇並不是捷徑。殿堂其實就在世俗生活中。心裡真有了一個殿堂，才扛得起千災萬難。
孔見：以前的作家，包括現在國外的作家，通常能夠公然地討論自己的理想關懷，這體現一種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國，這變成了一個最私密的事情，你現在也是避免一種直接的表達。這是為什麼呢？
韓少功：我也贊成談談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種理論，一種觀念，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狀態和實踐過程，很難簡化成幾堂課或幾次討論。從低標準來說，理想是可以談的。從最高標準來講，理想又是不可以談的。理想通常是個人事務，談出來就可能強加於人，做起來就可能對異己形成壓迫，這就是歷史上理想總是傳薪不熄，但理想主義的全###動又很容易成為宗教狂熱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給上帝，愷撒的事交給愷撒。愷撒要當兼職上帝，總是失敗和可怕的，甚至難免血腥暴力。這樣，我以為，理想教育功莫大焉，但一個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樣，又不必經常高調佈道，常常需要節制和容忍。
孔見：從《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驗的成分，對世界做了一些超現實的想象。這些想象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韓少功：文學中總是活躍著神話元素，因為文學常常需要超越經驗的常識的邊界，實現心靈的遠飛。廣義的神話，並不一定就是裝神弄鬼，只是保留和處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導想象力向無知領域深入。一般來說，我不會寫人變甲蟲，像卡夫卡寫的那種；或者寫飛毯，像馬爾克斯寫的那種。我通常是實中寫虛，常中寫異，在常態中展現神秘，打擊人類認識的自傲態度，比如在《馬橋詞典》中寫到一個成天打農藥的人：他漸漸適應了農藥的毒性，因此成為一個毒人，到最後，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氣也可以把飛蚊毒死。其實這裡面有經驗原型，又有超驗的誇張和虛構，似真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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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見：沿著實線畫出一條虛線。
韓少功：生活是已知領域與未知領域的混雜。在寫已知事物時，要給未知的縱深留下餘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見：你到鄉下生活好幾年了，在農民身上有什麼讓你感興趣的品質？他們當中有什麼讓你深為感觸的事情？
韓少功：我不是對農民特別感興趣，是對很多新派人士不感興趣的事物感興趣。眼下有些人，不過是多了幾個小錢，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兒，就自以為是高等華人，實在很可笑。農民缺少一些新學知識，但並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蘇格拉底和孔子也沒坐過汽車，更不懂得電腦和影片，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領都聰明百倍吧？曹雪芹沒見識過五星級賓館，但眼下哪個中國作家敢說自己比曹雪芹強？
農民也有知識，尤其有傳統性和實踐性的知識，只是這些知識在當今社會被邊緣化，不被認為是知識。譬如老一輩農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藥，但這種價廉物美的知識資源一直被輕視。大多數農民對社會也有切實的敏感，不會輕易被新理論和新術語矇住，把問題簡單化。回顧中國的這幾十年，左或右的教條主義政策都不是農民發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為高明的知識分子折騰出來的，而且一直在農民那裡受到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