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職稱是中學一級教師。他的基本工資能拿到多少錢呢？可能對體制不瞭解的會說：肯定不少吧，怎麼著也得有個兩、三千？
但你要真這麼想就錯了，實話告訴你，一千塊錢都不到！
而那些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就更是低得可憐，基本工資只能拿到六、七百塊錢。用現在的物價水平來衡量一下你就知道。光靠著基本工資那是要餓死人的！
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國家才允許地方根據各自的區域經濟情況和消費指數，合理發放津補貼。當然，這些補貼的內容都是中央財政統一發文規定的，比如“誤餐補”、“差旅費”等等。中央的本意是好的，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使各地的工資收入趨於合理，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分配不公。
其實，絕對的公平從來都不存在。打個比方。你讓在首都工作的一個上班族，和一個在西北偏遠地區同樣工作的上班族，都掙每個月二千塊錢的工資，在首都工作的上班族肯定要抗議。因為物價不同，偏遠地區可能吃一碗麵條只要兩塊錢，但在首都要二十塊，相差十倍！就更不用說首都的天價房什麼的了。所以要允許差距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
但人都是有私心的，對於一個地方政府，或是一個行政系統而言也是如此。既然有了“彈性”的操作空間，自然都願意多發一些。所以在津補貼這一塊兒就出現了“地方財政狀況好的多補，不好的就少補”的現象。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國企，網路上經常可以看到諸如“高管年薪百萬”這樣的文章。甚至在同一個地區，相鄰的幾個縣區之間。也會出現收入嚴重不平衡的局面，有的甚至相差一兩倍！
理解了這個彈性工資概念，就不難理解楚揚所提出的“漲百分之五百”這個提法，其實是完全有依據的。中縣因為連年財政狀況不好，已經有數次調整“打了折扣”甚至根本沒漲，工資水平和鄰近縣區相比處於較低水平。更不用說和市區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所以這個調整，不過是把以前應漲未漲的部分漲起來罷了。
然而，理論上雖然是這樣，但一但真正實行起來，問題卻還不止於此。
財政局的鐵江、教育局的劉文浩以及人社局的何天禮，三個人坐在椅子上，默不作聲地看著這些常委們吃驚的樣子。他們雖然不是常委，但對於這個訊息，卻要比他們先一步知道，畢竟要漲工資，就要先統計全縣的幹部職工情況，而要統計這些，就離不開他們三家的參與。
三個人表面上雖然不動聲色，但心裡卻也是驚濤駭浪。五倍的漲幅啊，放眼全國，也沒有第二個縣敢這麼幹的。如果這個錢真漲上去了，中縣怕是就要成了全國收入最高的縣了吧！
“楚縣，這個……這個事情，有沒有和市裡打過招呼？”常委們議論了半晌之後，才有一個常委有些小心地問道。
聽到這個問題，楚揚笑了。
“和市裡打招呼？為什麼要和市裡打招呼？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地方性調整隻需要在市裡備個案就可以了吧，我和鐵江局長問過，其他縣區在調整的時候，也沒有和市裡請示過？因為調整方案是他們下發的嘛，我們只是晚調了一步而已嘛。”楚揚有些奇怪地問道。
“你是晚調了一步，可是人家是有選擇的調，而你這是凡有政策的都按最高標準調了，你這麼一調下去，其他縣區還不得炸鍋啊。”聽完楚揚的話，其他常委們嘴上不說，心裡卻暗自腹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