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這種快樂？”
張宣回答道：“我喜歡對一個故事顛三倒四地寫。好都是改出來的，我迷信這個。“風聲”也是這樣反覆琢磨出來的，只是這個過程一點都不快樂，而是充滿挑戰。”
陶歌問：“你擅長拿捏讀者的心竅，設定世界的明與暗，然後搖身一變作為一個自由出沒於明暗世界的親歷者出場，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說了出來，獲得了對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權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傳”人。對於我們生活的世界，難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樣可靠嗎？”
張宣說：“我並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害怕黑暗、殘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
陶歌問：“風聲”裡我看到一種非常穩定的結構：面對同一段往事，不同的當事人有不同的“回憶”，讀者先要聽潘老回憶的“東風”，再聽顧小夢迴憶的“西風”，最後還要跨越時間去感受“我”所敘述的“靜風”。
這是一種很後現代的多元主義風格，背後的邏輯是承認真相是無限的，而能夠被記錄下來的歷史記憶只是一種“小真相”。
換句話說，它把記憶認定為一種社會活動，透過每個個體的差異之中的記憶來修正那些記憶的“標準像”。
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書”對風聲的“照亮”。事實上，我們如今很難說後現代主義和“聖經”式的敘事究竟是誰先發現了誰，它們好像是同時向我們撲過來的。
在先鋒敘事逐漸退場的今日，我們似乎更傾向於把解構帶來的那種後現代主義本身視為一種相對主義，認為後現代的背後還有一個真相。
說了這麼多，我想知道的是，“東風”“西風”和“靜風”三重敘述，你覺得這樣一種對峙的敘事結構，究竟把歷史的真實或文學的真實帶到了怎樣的境地？”
張宣回答：“你應該知道，真實的生活裡，其實充塞著太多的不真實和荒誕。
甚至比還荒誕。
而有虛構的特權，卻被剝奪了不真實的最小權力。“風聲”中笨重的竊聽裝置絕不能被針孔探頭替代，院子裡的竹林不能換成椰子樹林，否則就虛假了。
中任何一個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細節都可能是致命的，因為賦予它虛構的特權就是要高保真，杜絕虛假。所以，海明威說，他不允許任何不真實進入到他的裡。”
陶歌認可這觀點，話題一轉就問：
“再說說“風聲”的發表吧，好像爭了一個第一。你要知道，人民文學以前不髮長篇的，你當時怎麼會把它投給一個不發表長篇的雜誌？”
張宣暈乎了，自己怎麼沒注意這個呢？
但沒關係，忽悠咱也是有天賦的，誰不會呢？
於是一臉無奈地樣子笑著回答：“你知道我的家庭背景，知道我也是個學生，在文學這條路上沒太大認知和人脈，我就聽過人民文學，我也堅信自己作品的質量。”
說到這，張宣停了停，自我揭露說：“其實你不知道，我當時把稿子寄給你們人民文學後，一直在等訊息。
左等啊右等啊，20多天就過去了，我那時候也挺心急的，以為稿子石沉大海了呢。
哪曉得你們人民文學還有不發表長篇的事情啊。
說真的，要是知道了這點，我說不定還真就不敢投了。現在想想，有時候無知也是一種幸福。”
聽他這麼調侃自己，陶歌笑出了聲。
就連攝影大哥和助理都跟著咧開了嘴。
陶歌笑道：“還好你投了人民文學，不然我們就錯過了這麼優秀的作品。”
張宣說：“謝謝。”
陶歌問：““風聲”馬上就連載完，明年4月份就要實體出版了，你對此有什麼想說的嗎？有什麼期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