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小鎮居民的節日。雖然放來放去都是那八個樣板戲，但也絲毫不減他們觀看的熱情。偶爾一次的縣文工團的慰問演出更是把曬穀場擠得水洩不通，連屋頂都站滿了人。文工團的演員被鄉民們看成大明星，走到哪裡都被人用羨慕的眼光追隨。我的小姨當時就是縣文工團的臺柱，常常演女一號，不是“李鐵梅”就是“小常寶”。那時的小姨被我看成天人，對她的崇拜無以復加。小姨在回家探家的時候，我便纏著她教我一些唱段。外婆說，那時如果在堂屋找不到我，我就是躲到小姨房間對著鏡子練習去了。
夏季的傍晚，公社門口的曬穀場坐滿了乘涼的人們，這是一天最休閒的時候，常常有大人叫：海棠，給我們來一段吧！五六歲的孩子正是表演慾望最強烈的時候，還不知道害躁，聽到有人鼓掌，我就興高采烈的表演起來。我屬於人來瘋，人圍得越多，我表演得越賣力，說唱唸打，一絲不苟。於是常常出現幾十個人圍著看一個小孩子表演的情況。我最常演的是李鐵梅和白毛女。演“白毛女”的時候，我特地回家找一件舊衣服穿在身上，那件衣服的袖子已經破了，我一用力，就把袖子撕成幾條，再把我的頭髮披散下來，偷偷去廚房抓一小把麵粉抹在上面，這樣“白毛女”的感覺就出來了。演李鐵梅的時候，我把辮子梳成一根獨辮，穿上媽媽去北京出差給我買的紅底印白梅的對襟衫，這件衣服上的標籤寫的名稱就叫“鐵梅衫”，和電影上李鐵梅穿的大同小異。這件不僅小鎮上絕無僅有，就是在城裡也少見的衣服讓我收穫了無數豔羨的目光。
我那時是小鎮大名鼎鼎的童星。很多年後，因為給外公外婆上墳，清明節時我和母親回到那個小鎮，遇到認識我的老人，還提到當年我在曬穀場演出的盛況。
“這不是春梅嗎？回來給老人上墳啊？這是海棠吧，果真出落成一個大美人了。還記得你小時候在曬穀場上演‘李鐵梅’，穿著那件紅衣服，叫什麼‘鐵梅衫’，演得多好呀。看的人圍了好幾層呢，一點也不怯場，當時我們就說這姑娘將來一定有大出息的，果然沒錯……”
因為童年的那段光陰，我歷來把那個小鎮當成我的故鄉。
直到現在我都認為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時光。
但回城上學後，情況就變了。
我沒上過幼兒園，直接進小學後，首先遇到的難題是發現自己不會講普通話，而且連龍城話也講不好。郊縣小鎮的話和城裡話還是有差別的，龍城人講話喜歡把最後一個字的尾音往上“挑”，並把尾音拉得長長的。這樣女孩子講話聽起來就很“嗲”，像在撒嬌似的。而我的小鎮話就沒有這種風情，聽起來土裡土氣的。這讓我在剛上學的頭兩年被同學打為另類，班裡那些漂亮的家境好的同學都不跟我玩，選班幹部也沒有我的份，這深深挫傷了我的自尊心。
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許多“上海人”，他們大多數是五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後被分配來我們這個小城“支援邊疆建設”的。他們把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寄養在上海的爺爺奶奶家或外公外婆家，上學了才不得已回到龍城。這些孩子在家和父母說“上海話”，在學校說標準的普通話，身上穿著帶蕾絲花邊的白襯衣配黑色金絲絨背心，腳上穿著紅色或黑色的丁字皮鞋來上學。她們在學校有著特殊的地位，嬌氣而傲慢，但老師對她們卻客客氣氣的。每次學校文藝演出都讓她們站在第一排。
她們才是小城的公主，而我成了灰姑娘。
母親熱愛自己的工作遠甚於自己的小家。這讓她把一切家務都當成影響工作和生活質量的瑣事。從小把我和弟弟送給祖輩撫養，自己在單位吃食堂。我回到城裡上學後，從小學一年級起就知道放學直接去飯堂打飯，吃完飯，洗好碗才回家。晚上媽媽常常出去開會，就是在家也是忙自己的事，不允許我去打擾她。我每天晚上都是獨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