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l;法治(制)&r;,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l;法人&r;,他以為法人就是&l;公務員&r;因而自稱&l;漢祥法人&r;。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做&l;巴黎人&r;了)。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l;了不起的人&r;(胡適語)像梁啟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儲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說的&l;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r;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l;現時觀念&r;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l;巴黎人&r;饒漢祥先生的忠告裡,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r;,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只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裡,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l;民元約法&r;是責任內閣制,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只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幹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裡,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幕後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歷史家如揭開他們舞臺後面的幃幕,看看他們臺後的運作,就與臺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歷史上的政爭,也只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l;五四運動&r;,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制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