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問過這佯的問題：難道民族主義的就一定是劣根性昭著的嗎？
在80年代，我們處在校園生活——即思維的最活躍期——我們口誅筆伐國民劣根性，
從宗法觀念到社會風俗，從文學觀到競爭意識，我們沒有現實責任，因而我們在批判中得到
輕盈的解脫。
也許我們有一種輕巧的世界眼光，不大看得起日本，因為這個日本的第三次更生是麥克
阿瑟用刺刀和軍用物資建立起來的。再加上“大東亞共榮圈”給我們回憶上的嫌惡印記，尋
找“原裝”的物慾衝動把我們的探求真理之路鋪向了美利堅。
然而回過頭來再看日本民族的文明生態，有一種歷史演進的因果感卻是讓我們磋嘆不已
的。
當學者們把臺灣、香港、新加坡和南洋以華人經濟為支柱的新興地區納入大中華經濟文
化圈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閃念：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維新、戰後復興的三大歷史
革命，證明了它在形態上更像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繼承者？
日本的富國，帶著豐沛的儒家血統。
日本人在建築、園林、茶道、劍術、禮儀上的優雅情趣，比中國本土還具備更濃郁的中
國古風。
儘管敏感的日本人堅信其民族文化同中國文化是大不同的，他們冠以“東洋文明”的名
稱，試圖平行於中華文化。但其國民風範上一驚一柞的形態。表現出與大國地位不很相稱的
“村氣”。不管日本史學者如何醉心偽造上古天皇世系表格，如何苦心積慮地創作大和民族
的神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