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電話之後，霍莉的父親作為她的監護人，驅車到費城，以便讓我和她談一談，看一看有沒有治療的可能性。當我遇到他們時，他們的人格的確顯得很符合我的期望。他是一個很放鬆的溫文爾雅的男士；而她則非常吸引人、讓人高興，並善於合作。
我給霍莉做了幾個心理測試。貝克抑鬱量表表明她的抑鬱症很嚴重，而另外一些測試表明她非常絕望，並且有很強的自殺企圖。霍莉談得很明白：“我想殺死自己。”家族史表明她的幾個親戚也都曾試圖自殺——其中有兩位自殺成功。當我問霍莉為什麼她想殺死自己時，她對我說她是一個懶惰的人。她解釋說由於她很懶，所以她沒有價值，所以她應該死掉。
我希望能夠發現她是否能對認知療法做出合適的反應，所以我運用了一種技巧，希望能夠引起她的注意。我建議我們做一個角色扮演，讓她設想有兩名律師在法庭上討論她的案子。順便說一句，她的父親碰巧是一名律師，他穿著特別的服裝。由於那時我還是一個初來乍到的治療醫師，所以這讓我感到焦慮，心裡對處理這樣一個案子沒有把握。我告訴霍莉，讓她扮演一個訴訟人的角色，她要試圖說服法庭她應該被判處死刑。我告訴她我會扮演一名辯護律師的角色，我會對她所提出的理由的有效性提出質疑。我告訴她透過這種方法我們就可以審視她是生還是死的理由，談話如下：
霍莉：對於這個人來說，自殺是對生活的逃避。
戴維：這種論證可以適用於世界上的任何人。就其自身來說，這不是讓人信服的尋死理由。
霍莉：訴訟人認為這位病人的生活非常悲慘，她一分鐘也堅持不下去了。
戴維：她一直能堅持到現在，所以或許她還可以再堅持更長一段時間。她過去並不總是很悲慘的，也沒有證據表明她以後會繼續悲慘下去。
霍莉：訴訟人認為她的生活對於她的家庭是一個負擔。
戴維：辯護方強調自殺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因為自殺身亡可能會是對這個家庭的一個更大的打擊。
霍莉：但是她以自我為中心，又懶惰又沒有價值，她應該去死。
戴維：有多大比例的人是懶惰的？
霍莉：或許有百分之二十……不，我得說只有百分之十。
戴維：這就意味著有兩百萬美國人是懶惰的。辯護方指出他們沒有因此就死掉，所以沒有理由說單單這個病人應該死掉。你認為懶惰和冷漠是抑鬱的症狀嗎？
霍莉：或許吧。
戴維：辯方指出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人會因為生病而被判死刑，不管是流感、抑鬱還是其他疾病。而且，如果抑鬱消失，懶惰也就有可能消失。
霍莉似乎捲入了這個巧妙的應答之中，並且對此感到很驚訝。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詰問和辯護之後，她承認不存在一個她應該去死的確切的理由，任何講道理的法庭都會傾向於支援辯護方。更重要的是霍莉開始學會挑戰和回答自己的想法。這一過程讓她部分地但是立刻就有了一種情緒上的放鬆，多年以來她第一次體驗到這樣一種感覺。在諮詢過程結束時，她對我說：“這是我所能夠記得的最好的感受。不過這時我頭腦中出現了一種消極想法：‘這一新的治療或許並不會像它看起來的那樣好。’”有了這種感覺後，她的抑鬱情緒一下子又高漲起來。我向她保證：“霍莉，辯護律師指出真正的問題不在這裡。如果治療沒有它想象的那麼好，幾個星期後你就能發現，你還有機會長期住院治療。你什麼也沒有失去。而且，治療或許會部分地像它看起來的那樣好，或者會令人信服地效果更好。或許你願意試上一試。”她接受了這個建議，決定來費城接受治療。
霍莉希望自殺，這僅僅是認知扭曲的結果。她把其疾病症狀如無精打采，對生活失去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