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確保貪贓案進入了兩堂會審的程式中。攝政王如此雷厲風行督辦案子，極是威嚇了底下的一批官員。自早朝散後，由大理寺主持的堂審就不斷傳訊楚州官員，引起彭馬黨派彈劾，朝堂遍起紛議，自發形成三派勢力進行政治博弈。
一派即是彭馬黨，以按察使司彭因新為主，其附庸有中書令馬開勝及楚州其他大小官員。他們變被動為主動，一面唆使楚州官員聯名上書辭職，一面派老臣鳴鼓闖進中宮面諫祁連皇后，聲淚俱下，以不可撼動國庫財金之基礎——富饒楚州的政務說起，勸得皇后出面干涉楚南王清洗楚州官員的行為。皇后考慮到若是全力查辦貪贓案，勢必要置換掉楚州現行的一半官員，便於楚南王安插自己的親信進入這空出的六十個官額中，於是當機立斷，授意三省諫議大夫推動朝議，以此來抵制楚南王的諭令。
因此，被請出宮的皇后形成了政局裡的第二方弈主。她的身後自然站著整個祁連家族和先皇重用的老臣們。
與上述兩派搏擊的就是楚南王這一派勢力，內中網羅了朝廷大量的四品以上官員，在輪番的彈劾和政議中起到了穩固重心的作用。他們能與皇后及彭馬黨派形成分庭抗禮勢力，最大原因是手中握有兩大籌碼：一是世子李培南把持住了西疆精銳騎兵軍權，在外圍形成強有力的威懾；二是公子非衣出身尊榮，聯絡起了華朝與北理兩座宮廷的親緣，由他出面能借調來北理國大軍，若他與世子西北夾擊，勢必會奪走華朝半壁江山，從而動搖皇廷的統治。當然，不到萬不得已之時，楚南王父子三人決然不會發動戰爭，遑論去驚動隱居在海外島嶼授令不能鬩牆的太上皇。
彭馬黨羽正是想通了其中的利弊關係，所以站在法理這一點上，在大理寺的堂審中據理力爭。他們首先質疑狀紙來歷是否可信，待大理寺卿出示了閔安的清白出身，尤其點明閔安是口碑良好的前錦州知府閔昌之子，留在鄉野仍思報效朝廷時，就斬斷了質疑的聲音。李培南考慮得精細，按照以下訴上的慣例，起用了無權無勢的閔安做原告，也是為了不授予人話柄。至於他開具給閔安的官照與保狀、以示世子府屬臣等物品，自然是等貪贓案判結之後才送呈到吏部去，讓閔安藉著檢舉之機一躍而上，在吏部銓選中嶄露頭角。
彭馬黨眼見駁斥原告的法子行不通，就開始爭辯起證物裡的謬處。他們一口咬定王懷禮為鎮壓牢獄叛亂，因公殉職，應被朝廷記為大功，朝廷只能撫卹其家屬，不可追問其罪責。楚南王看過李培南傳回的奏呈，知道彭馬黨派所言不虛，只得依循先前故例處置，在大理寺卿遞交上來的駁詰申詞中圈點“不可追究王知縣之責”字樣，首肯了彭馬黨派的第一記反擊。
彭馬黨“趁勝追擊”，在第二份證物，即畢斯的證詞中找出大量語焉不詳的字句，要求畢斯當堂對質。而畢斯已經多日不見了蹤影，自然不會在堂審中露面。彭馬黨不服大理寺卿的審判，哪怕拼著被打板子的危險，也要在大堂上呼天搶地地唾罵，可想而知一場威嚴的公審最後鬧成什麼模樣。
幾番動靜下來，落在楚南王手裡能處決的結果微乎其微，不外乎判定官員“罔顧朝紀綱法”“當庭無儀”，打幾十大板，罰百兩銀子了事，嚴重點的貶官，枷號兩個月以作懲戒，而大貪大佞之臣還站在文武百官前列好好的。楚南王深深感觸到面對這樣一座宮廷，在政治博弈上來不得大起大落的捭闔手段，於細處，還需多番用柔力攻克才見成效。他將唯一可列為證據的黃皮賬本函封好，連夜寫了一封書信傳給李培南，譴責李培南辦事不力，只給他這個父王一些浮略證據，經不得對手的一番駁斥。不想李培南用加急流星馬送回答信，毫不留情地嘲諷父王手段柔軟，連證據確鑿的貪贓案也判不下來，並授予一條妙計：反間彭馬黨中第二中堅力量馬開勝，就以馬滅愚被殺案作為切入契機。若是依照父王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