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徹底的懲罰和提出正義的要求，這將會使其轉眼間又驕橫自大起來。在
很多時候，中國人總是一廂情願地“向前看”，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們邀請了三千名日本青
年來中國訪問，希望把我們的和平信念透過年輕的一代傳達給全日本，傳達給未來——我們
太善良了。在那三千名日本青年中，我估計真正瞭解日本侵華真相，真正知道日本人在南京
的大屠殺史實的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我認識一位在北京師大學習漢語的日本留學生大西留美，在一次舞會上，我直言不諱地
問她：“你知道日本侵華時在南京殺了多少中國人嗎？”——這確實是一個比較刺耳的問
題，也許這個提問與當時的環境不太適宜，我們畢竟是在輕柔、美好的音樂中跳舞。果然，
她的手一下子從我肩膀上滑了下來，有點神經質地反問：“您是什麼意思？”我淡然一笑，
繼續往下說：“有三十萬，南京幾成空城。”我已覺出了她的不快，因為她的舞步近乎於應
付了。但是事情還是沒有結束，我們又在另一個場會相遇了，她對我還是很有禮貌——在師
大的逸夫樓一樓舞廳，地主動邀我跳舞——我又鬼使神差地問道：“你知不知道五十年前日
軍在南京是怎麼幹的？”她猛地停頓下來，站在那裡一字一頓地對我說：“您別忘了，張先
生，您已經告訴過我了。”。言罷，返身堅決地走向了座位。
也許是我太無禮了。
事情早已過去，提這種事沒有什麼意義。
特別是在舞會上，這更不應該成為一個話題。
我確實忘記第一次對大西留美小姐說過這番話，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對我說話的神情。
很多事情表明，敲打日本，在必要時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
在美國開了一個可惡的先例之後，日本國內也有些親臺的國會議員鼓譟著要求邀請李登
輝訪問日本——我們應該向日本人發出明確的訊號，如果在這一點上他們躍躍欲試，也想試
探一下中國的承受力，那麼它將會承受意想不到的後果。
日本人要把對華日元貸款同其他問題截然分開。要知道，這種貸款在很大的程度上帶有
一種道義的對過去的補償成分。
東京大學法律系的客座研究學者赤葉恆雄說：“日本現在等著看華盛頓發出的訊號，當
華盛頓的訊號混亂不清時，日本的訊號也混亂不清。”這句話道出了日本外交的實質。事實
表明，日本在國際中總是確立不了自己的主張，“美國一打噴嚏日本就感冒。”甚至不惜拋
棄中日兩國老一代領導人嘔心瀝血修復的雙邊關係，實在是缺乏二十一世紀戰略眼光的表
現。
對於日本來說，把和平僅僅作為一種願望是無濟於事的。鑑於日本的歷史、日本人應好
好地學習和平，驅除野心。作為一個亞洲的日本，不要心甘情願地罷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
上，供其驅使，以期分得一杯甜羹。
人口問題的藥方
關於中國的人口政策問題，美國及少數幾個西方國家（包括梵帝岡）一直咬住不放，大
加攻擊，克林頓夫人希拉里借出席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機會，又一次指責中國，認為
我國的婦女不能擁有自由地決定要幾個孩子及要孩子的間隔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則和人權
是緊密相連的。
在北京流傳這樣一個故事：布什就任美國總統後來中國訪問，他受到了鄧小平先生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