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還有馬毛氈上的每一點汗跡。我們總是等著小瓊斯做完他“那一趟”：小瓊斯會把所有鐵輪都放上他的槓子，我們則帶著空空如也的槓子，站在那兒等了又等。打克里夫蘭布朗隊那幾年，兩百八十五磅重的小瓊斯可以仰舉起五百五十磅。他在得瑞時還沒那麼厲害，但已足夠為我奠定仰舉的練習目標了。
“你多重？”他問我，“你總知道吧？”我告訴他我多重。他搖著頭說：“好，加一倍。”等我加了一倍——大約三百磅——他就說：“好，背向下躺到墊子上。”得瑞沒有練仰舉用的長凳，所以我背向下躺到墊子上，小瓊斯拿起三百磅的槓子，輕輕放在靠近我喉嚨的地方——剛好稍微碰到喉結。我兩手抓住槓子，手肘往軟墊一沉。“舉過頭。”小瓊斯說完就走出舉重室去喝水或沖澡，我則躺在槓子下動彈不得——三百磅在我手上紋絲不動。有些個子比我大的學生走進來，看我躺在那裡，便用尊敬的口氣問我：“呃，你等下會練完嗎？”
05 聖誕快樂，1956（3）
“對，我在休息。”我像只蟾蜍胡吹大氣。於是他們離開，等下再來。
小瓊斯回來了。
“怎樣？”他問，幫我拿掉二十磅、五十磅，然後一百磅。
“試試看。”他一次又一次地說；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直到我能自己從槓子下脫身。
當然，我那一百五十磅的肉從沒舉起過三百磅，只舉過兩回兩百一十五磅；但我一直相信，舉起身體兩倍的重量並非不可能的事。在那股沉甸的壓力下，我總能陷入狂喜的恍惚狀態。
有時我舉著舉著，眼前就會浮現出護法黑軍在林子裡前進、哼著小調的身影；偶爾還會想起小瓊斯住的五樓宿舍那股氣味——那炎熱的叢林，天上的夜總會。有時跑了三四英里後——偶爾要等到六英里——我的肺便會清晰地憶起在哈羅德·斯沃羅身後猛追的感覺；還有那一幕，一撮頭髮披散在弗蘭妮微張的嘴邊——她沒有發出聲音——蘭尼·梅茲跪在她手臂上，她的頭夾在跑衛厚重的大腿間，切斯特·普拉奇則像部機器跨在她身上動作。有時我能一點不差地模仿他的節奏，當我邊計數邊做伏地挺身（“七五、七六、七七”）或仰臥起坐時（“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
愛荷華巴布領我入門，小瓊斯則提供我經驗和完美的榜樣，父親教我如何跑步——哈羅德·斯沃羅則告訴我如何跑得更快。技巧的養成和操練——甚至巴布教練的食譜——都不算難，對一般人來說，真正難的是持之以恆。就像巴布教練說的，你得擇善固執、終生不渝。然而這對我也很簡單，因為我這麼做全為弗蘭妮。我不是在抱怨，但弗蘭妮是這一切的動力——她也知道。
“聽著，小子。”她告訴我——在1956年的萬聖節到聖誕節之間，“你再吃香蕉，包你馬上吐出來；再吃橘子，一定會被維生素毒死。練那麼辛苦幹嗎？你永遠不會跟哈羅德·斯沃羅一樣快，也不會像小瓊斯一樣壯。”
“小子，我根本把你看透了。”弗蘭妮說，“你知道，那種事不可能再發生。就算發生好了，就算你真強到有本事救我——又憑什麼以為你會在場？如果真發生，我一定在離你很遠的地方——而且絕不讓你知道。我說真的。”
但弗蘭妮把我練身子的目的看得太淺了。我需要的是力量、精神和速度——至少我渴望那種幻覺。我再也不想體驗另一個萬聖節的無助感。
巴布教練勝利季的最後一場比賽——得瑞在主場迎戰愛塞特——開打時，還有兩個破南瓜頭留在那裡：一個在松樹街和艾略特公園邊上，一個被人從看臺摔碎在橄欖球場的煤渣跑道。萬聖節的氣氛還在，只是少了奇柏·道夫、蘭尼·梅茲和切斯特·普拉奇。
替補的後衛彷彿著了魔，做什麼都像慢動作鏡頭。等他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