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名副其實的現世報，”弗蘭妮曾說，“正要爽到最高點，就衝進來一隻熊要宰人。”
“老實說，甜心，”蘇西說，“我猜有些人當場就爽出來了。”
這些客人該不會非要熊幫忙才“爽”得出來吧？我想。但我們年紀太輕，這裡有些事我們永遠也不會懂。就像從前萬聖節那些鬼魅，弗氏旅館的人們在我們眼中永遠難辨虛實：至少妓女和她們的恩客如此——還有那些激進派。
老比利（激進派那個）一向最早到。跟愛荷華巴布一樣，他說自己年紀大了，不能再把生命浪費在睡覺上。他到得太早，有時甚至會跟最後一個妓女擦身而過。這妓女自然非尖叫安妮莫屬，為了自己和黑女兒的將來，她幹活總是幹得最辛苦。
蘇西都在清晨時分睡覺。天亮後，妓女的麻煩比較少，彷彿日光能保證大家的安全——雖然不見得真如此——而激進派通常要到日上三竿才開始吵架；他們大部分是夜貓子，一整天都在寫那些宣言、打恐嚇電話，甚至彼此攻訐——“因為找不到更實際的敵人。”父親說。畢竟父親是個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象一間完美的旅館？除了凡事要求安定的資本主義者，還有誰會想住在旅館裡，經營這種不事生產的事業，販賣睡眠——這種跟工作無關，就算不是娛樂，至少也只是休息的商品？就父親的想法，激進分子比妓女要笨得多了。我想，母親死後，父親熟悉了慾望和孤獨帶來的痛苦，也許還暗自慶幸旅館裡有這麼一門“生意”——妓女自己的說法。
父親也不是很同情那些意圖改變世界、剷除人類劣根性的理想主義者。這令我很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他正是某種理想主義的化身——但父親顯然寧可跟劣根性賽跑一輩子，也不打算做任何改變。父親始終沒學會德文，所以與激進分子不相往來；相較之下，妓女的英文要好得多了。
激進派的老比利會說一句英文，他喜歡逗莉莉、搔她癢，或給她棒棒糖。“美國佬滾回家。”他總是慈愛地對她說。
“這老傢伙真可愛。”弗蘭妮說。弗蘭克則試著教老比利幾句他可能會喜歡的英文。
“帝國主義走狗。”弗蘭克說。但老比利總是把這句跟“納粹豬”搞混，用在不該用的地方，聽起來怪極了。激進分子裡英文說得最好的人叫菲格波（Fehlgeburt）。弗蘭克告訴我，那是“miscarriage”的意思。
“你是說，違反正義的誤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弗蘭妮問。
“不是，”弗蘭克說，“另一個意思，跟寶寶有關的。”
大家都喊她菲格波小姐（Fralein Fehlgeburt）——也就是我們口中的“流產小姐”，但她從未懷孕，當然也沒流過產。菲格波是個大學生，取這名字是因為東西關係論壇另一位女性成員的化名叫做“懷孕”——她倒是真懷過。史芳格小姐（Fralein Schwanger）——也就是德文的“懷孕小姐”——年紀較大，差不多跟父親同年；她從前懷孕的事在維也納的激進派圈子相當有名。史芳格以她懷孕的經驗寫過一本書，然後又寫了一本（算是續集）——關於去墮胎的書。剛懷孕時，她在身上貼了一個亮紅色的標誌，寫著：“我懷孕了（SCHWANGER）！”下面還有字型一樣大的問題：“你是孩子的爸嗎？”後來印在書的封面上，轟動一時。史芳格把版稅全捐給了激進運動，後來墮胎——然後寫書——又成為大家爭議的話題。直到現在，她的演講還能吸引不少人，車馬費用依然一概捐出。史芳格那本關於墮胎的書在1955年出版，正當佔領時期結束，因此她把孩子打掉的事就成了奧地利掙脫外來強權的象徵。“孩子的父親，”史芳格寫道，“可能來自俄國，也可能來自法國、英國或美國；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