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社會生活的絲絲縷縷網路，社會生活沒有它們就無法進行。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義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講理性的人們不發表意見，他們不否認。他們在另一層面上思考和生活。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會習俗、政治傳統，就像你不能重新改變人的骨骼一樣。
這一切使得約瑟夫·戴維斯不敢亂說。關於伊甸園和約拿的爭論過去了。他只有正視歷史和社會。基督教和教堂，獨裁和政治機構，社會等級，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著眼睛朝他看。“對我們進行質疑沒什麼好處”，他們似乎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起著作用（他們似乎是在起作用）”。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實？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偶爾或談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並相信自己確實思考了很多。那個孩童時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論問題看起來一點沒有得到解決。世界即此的觀點不再是他批評的主要物件，但卻使他創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種看法。這個表面一切順理成章的世界也許從根本上講是矛盾的，但結構上卻是一致的。既容納了浩瀚的謊言又讓人對它有不斷的擔憂。事情就是這樣。
這件事延續了這麼久。有一段時間他有些搖擺。一方面是描寫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親膝頭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為人們接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導，這裡有穩定的政府，合理的社會秩序，能戰勝任何挑戰的機構，善行受讚美，是非有明斷，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另一方面，要反對這個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話語，不和諧的聲音，陰暗處的竊竊私語，和模糊不清的威脅來講述一個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個批評現實生活的陰影中的世界裡沒有他的位置，也沒有向他提供任何東西。沒有具體形狀只有疑問。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適合他成熟的想像；於是，他盡最大努力告訴自己，那一點異議和不和諧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腦中等待成熟。
在大學的三四年裡，我們都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以後回頭的機會會很小。約瑟夫·戴維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筆流暢，早就開始寫作，而且在來牛津之前就已經寫得非常好了。總之，他選擇了寫作。他父親留給他一筆豐厚的錢財，況且他也沒有非得為線工作的壓力。他決定寫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於是，他開始寫激勵人們精神的書，對異議和懷疑做無情的嘲笑。“我寫的東西，”他說，“應該有旗幟飛揚，鼓角爭鳴。不吹毛求疵，不顛覆破壞。”社會學就要過時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歷史故事為開端，接著寫有史記載的輝煌壯麗的歷史片斷。
《理查王和薩拉丁》是他的第一部書，接著是《唱歌的水手》，然後是《錘擊劍舞》，再後來，他圍繞人的事蹟，講述亞歷山大、凱撒和成吉思汗快樂的歷險，還有伊莉莎白時代海盜和探險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故事。然而，由於他天生善於寫作並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寫的越多，也就讀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應該想。當他選擇了立場，他就應該像一個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對他批評得十分尖銳，對一個完完全全的勝者來說，他對批評實在太在意了。
他開始對自己要做什麼猶豫不決起來。也許他正處在年輕人“成長”的第一個微妙的衰退期，一個任何年齡都可能出現的階段。他寫作時的輕鬆和自信在減弱，明顯的陰影出現在他的英雄形象上。他有時會接受非常破壞性的事件，但接著又為此道歉。他發覺這樣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卻影響了他直率的風格。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失去了內心的靈活性，但卻在暗暗地為此擔憂。
然後，他勇敢地但也許是不明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