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消化一百萬貫的黃河債券，至於剩下的五百萬貫，則由兩家準央行出面說服各家錢莊以抵押在兩家內的開業準備金購買。
事情看似解決了，於是秋後算賬的鄭克臧便責成鹽鐵衙門錢業司制定相關條例規範錢莊存貸利息最高限額；又準備命令刑部制定律令限制錢莊、當鋪、押行及民間個人實施的高利貸行為。但是四海、通海兩家錢莊卻透過內廷經理處向鄭克臧提出申訴，認為蓄意壓低存貸款利率並不符合鄭克臧促進工商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反而會導致資金流向利潤相對更高的土地投資，從源頭上扼殺了工商業的活力。
南宋、明末都是中國經濟極度活躍的時代，可以說都觸控到了資本主義的門檻，之所以最終沒有越過這個門檻，外敵入侵打斷程序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工商業獲利者將所獲利潤轉移到土地經營上，使得繼續發展缺乏足夠的後勁。對此，鄭克臧自然不願意重蹈覆轍的，但錢莊方面的話明顯是誤導，就連不是經濟學家的鄭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作用。因此，兩家準央行反對的唯一理由無非是擔心利潤率下降後，有興趣經營錢莊票號的人會減少，錢莊票號的相關業務也會減少，進而影響到了四海、通海這兩家準央行在準備金等方面獲取的預期利益。
利益部門有自己的小算盤是無可厚非的，但危言聳聽就不對了，但鄭克臧並沒有直接處理內廷經理處和兩家錢莊的高層，畢竟換人來做，日後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因此關鍵在於華夏朝廷如何進行利潤導向………華夏是不抑制土地兼併的，這是因為華夏有足夠多的土地等著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為失地流民同樣是工商業的所需要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鄭克臧默許投資土地可以獲得超額利潤。
很快，農政衙門根據鄭克臧的指令對提高全國田賦徵收水平進行了討論並徵詢了各省各府州各縣農政部門的意見………華夏的田賦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賦收取量的基礎上進行攤丁入畝後得到的，因此實際賦稅壓力是很高的，只是華夏不收取正賦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雜賦、攤派等加徵，所以才顯得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為原本的賦稅壓力已經很沉重了，地方農政衙門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負擔，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於憂國憂民或沽名釣譽等原因連發奏章請求朝廷適當減稅，當然意圖阿附鄭克臧的官員也有，因此整個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華夏朝野因為田賦加徵的問題亂成了一團。
對於朝野的擔心，作為秘書機構的翰林學士院幾名翰林學士向鄭克臧提出一個實施梯級稅率的建議：以戶口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及以下的，按原有徵收水平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至五十（夏）畝之間的，超過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十（夏）畝至五百（夏）畝之間的，超過五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百（夏）畝至五千（夏）畝之間的，超過五百（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千（夏）畝以上的，超過五千（夏）畝部分一律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徵收田賦；功民、爵民應繳田賦將在扣除其免稅部分後再行計算；另外原來對非自營性土地執行的百分之十五的額外加徵依舊照常執行。
依據這個方案，個人擁有田畝數量越多，繳納稅賦總額越高，不過加徵的幅度並不大，因而對土地投資有一定的抑制，卻不會動搖鄭克臧利用土地兼併實現農業集約化生產的最初目的，理所當然的為鄭克臧鄭克臧所採納。但由於華夏國內最大的田主正是皇室、宗室和權貴，所以新的田賦制度首當其衝的加徵物件就是皇莊，故而農政衙門的新稅制一出**就遭到了內廷經理處的極大反對。然而鄭克臧卻一力支援農政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