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實世界倒成了書的摹本，顯得虛幻不實在。他在自傳中說，作為一個孩子，他從沒有爬上樹掏過鳥窩，從沒有在小河邊揀過石頭。而書本就是他的鳥蛋，就是他晶瑩剔透的鵝卵石。
比開始讀書稍晚一點，大約六、七歲，薩特開始寫作。最初是信筆塗鴉，隨便寫畫，後來開始改寫自己看過的故事，再往後則自己編造一些東西。而文體是既有詩也有散文。在寫作中他有一種強烈地佔有詞語的感覺。
他晚年回憶說：“很長時間以來──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往往把詞語同事物混為一談。我的意思是，桌子這個詞就是桌子。我就是帶著這種古典的想法開始了自己的寫作活動，而且總是停留在這種階段上。我總是認為，要使這個桌子成為我的，就要去發現作為桌子的詞。這樣，在詞語和我之間就有一種親密關係，但這是一種所屬關係。在我對語言的關係中我曾是所有者，我現在還是所有者。”（《作家和他的語言》）他將詞語、文字看成一個真實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一些符號或象徵；這些詞語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觸控的。這一感受我們一般人很難體驗到。
童年薩特這種將詞語視為真實事物的感覺使他以後在寫作具有十分獨特的、別人無法模仿的風格。例如他的小說許多描寫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他的成名作《噁心》中，他寫人的手，形容為“肥白如蟲”，刻畫人的臉，說是“如起伏不平的丘陵”，描寫一棵樹根，則將其說成是“一個黑色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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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自我分析這種佔有感，認為是一種移情的表現。他當時是一箇中產階級的兒童，但又一無所有。作為一個兒童，他什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任何東西。從他跟外祖父一起生活時起，他就只是佔有那給他的東西。於是他就處於一種難解的矛盾之中：就一般的佔有而言，他也可以說是富足的，就是說，他有一切東西而不知道缺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佔有過任何東西。他不缺什麼，但任何東西都不是他的。在現實中無法佔有，那麼就在想象中實現，於是就發生了這種佔有詞語的移情現象。他是以佔有者的身份來投放詞語；對他來說，詞語一開始是一種佔有的工具，只是到後來，它才成為集體交流的手段。薩特最後總結說：“這對我曾是最重要的事情。語言是屬於我的某物，一半是被表示的事物，一半是外在於它們的表示者。‘桌子’這個詞一半在桌子中，一半在我的智謀的工具性的延伸中。” （《作家和他的語言》）
薩特分析自己如此痴迷於文學和寫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把文學當成了自己的上帝，在寫作中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結。家中幾個人宗教信仰各別：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母親不信仰任何教派的宗教，只是有一種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在餐桌上拿對方的宗教信仰開玩笑，雖然不含什麼惡意，在不經意間讓小薩特覺得，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是沒有價值的。儘管大人們一致決定讓薩特上教堂和領聖餐，但宗教在他心中已經失去了分量，他實際上缺乏信仰。沒有信仰，就會有對死亡的恐懼。為了擺脫這個，他把對於不朽的渴望傾注到寫作之中。他所想象的文學生活實際上是以宗教生活為榜樣，他唯一的夢想是透過文學、寫作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除了這兩個原因，薩特終生以文學為業，還有一個十分偶然的因素：他對外祖父意思的誤解。
小薩特的寫作活動獲得母親的讚賞和鼓勵，她常常將兒子的作品念給大家聽，而大人們也都稱讚不已。但看到外孫越來越痴迷於寫作活動，外祖父開始擔心起來。在他看來，當一個專業作家是沒有出路的，作家中有不少窮困潦倒終其一生的例子。他不希望小外孫走這一條路。由於他一向不強迫薩特做什麼，這次也不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