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要是沒有雞卵巢裡的oc…17蛋白就不可能有雞蛋。因此，一定是先有雞再有蛋。”
“各位，我為什麼要說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問題呢？因為我接下來要談的的問題與這個問題很像，就是先有受賄者，還是先有行賄者。不瞞各位，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一直在努力的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有人把受賄者比作雞，把行賄者比作蛋，根據先有雞再有蛋的理論，那麼應該是先有受賄者後有行賄者。”
“**現象伴隨著國家機器的產生而產生，這是因為權力，有權力才有權力的任性和權力的尋租，任性和尋租是產生**的根源。受賄是**現象中最典型的一種，也是最普遍的一種，但要討論研究受賄和受賄者，就不能不說行賄和行賄者。所以，為了搞清先有受賄者還是先有行賄者這個問題，我專門去請教了老書記劉政道。”
“老書記劉政道說，過去也有**現象，比方說批條子、打招呼、開後門，甚至貪汙公款和挪用公款，但很少有受賄的，因為大家都很窮，沒有錢，沒有產生行賄者的環境，也就沒有了受賄者。乍一聽，似乎是先有行賄者後有受賄者，但是，但是啊，事實並不是這樣的。老書記劉政道說，即使是處在市場經濟的時代，政府還是強勢的，因為權力永遠強於金錢，金錢可以腐蝕權力，但權力去可以毀滅金錢。也就是說，老書記劉政道認為，是先有受賄者，然後才有行賄者。”
“坦率的講，我贊同老書記劉政道的說法，是先有受賄者，然後才有行賄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其中有一門學科叫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叫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叫經濟政治學，這就很說明問題。所以我也認為，就受賄者和行賄者而言，受賄者是強者，行賄者是弱勢的，無奈的，被逼出來的。如果說行賄者是可惡的，那麼受賄者就是可恨的，做為當權者，更應該消滅的是受賄者。”
說到這裡，大廳裡響起了掌聲。
可徐浩東卻一臉的嚴肅。
“各位，你們的掌聲不合時宜，至少不夠嚴謹。俗話說得好，一個巴掌拍不響，正如雞與蛋互為共生一樣，騙子與受騙者互為共生一樣，受賄者和行賄者也是互為共生的，這是唯物辯證法，是已被歷史證明了的真理，你們反對不了。我是當權者，我要反思，你們是企業者，你們也要反思，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發展進步。”
“現在，我談談一個詞，原罪。原罪一詞來自基督教的傳說，它是指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聖經中講：人有兩種罪，原罪與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遺留的罪性與惡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回顧世界各國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轉軌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經濟、法律和道德上的爭論也是不絕於耳。”
“那麼，我們如何認識我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呢？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國的漸進式改革，也是一個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根據某教授的分析，由於制度選擇集合的改變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發獲利機會，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該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從而完成對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這個過程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它的動力學機制取決於個別創新者的預期收益和費用，並且在正式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中還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問題。”
“具體到我國的改革，由於改革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開放、搞活的戰略方針，而這種政策的變動則相當於擴大了制度的選擇集合，由此導致制度非均衡下的獲利機會，改革便在距離權力中心較遠、創新風險較低的農村地區率先發起。改革初期，個別創新者由於突破了當時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於制度變遷的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存在，使他們的創新報酬少於作為整體的社會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