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新聞報道，恐怖主義組織塔利班的確從烏克蘭購買到旅行箱型的戰術核武器，為準備在美國使用而儲藏起來。超級大國的國民對“看不見的敵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發生兩年後，在美國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於與１０年前比較的世界危險度”這一話題，回答“危險減少了”的人只佔總數５％，相反，回答“變得更加危險”的人數達到75％，大大超過了“9？11事件”發生前的數字（53％）。
經濟領域也發生了劇變。由於交通運輸、通訊手段、資訊科技的飛躍性發展，以及“柏林牆”的崩潰、“鐵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資訊革命取得實質性進展，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程度也在快速推進。人員、物資、資金、資訊的流通超越了國境，國家對它們的管理在自由化浪潮下幾乎已經不再有效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依然對貧困和債務感到無能為力，世界的貧富差距反而加劇了。大家都在不斷思考貿易或援助應有的狀態，有人也指出改革的必要性。類似亞洲金融危機的“全球市場的暴力”、“數碼資金的暴力”使大量享受經濟成功的國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國際金融系統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狀況反而趨於惡化。全球化也侵蝕了地方、傳統的文化、價值觀等，自我認同意識危機及社會摩擦等也逐步浮上水面。環境、傳染病、國際犯罪等問題在全球規模上擴大，並被稱為“全球化的陰影”，正在威脅著每一個人的安全。“全球管理的失敗”引起了“反全球化”浪潮，WTO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的年會的主辦地點經常遭到反全球化遊行抗議。
１９９０年，海部俊樹首相曾在施政方針演說中總結說：“新的國際社會將會成為沒有戰爭的、和平繁榮的世界”。但實際上，冷戰結束後，經過10年“揭幕”的21世紀，似乎正在暗示著充滿不安和憎惡的混亂時代的開始。
日本的混亂與東亞的勃興
在世界正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日本的經濟成長時代因“泡沫崩潰”而結束，接著到來的是“失去的10年”，始終支撐戰後復興的經濟社會系統明顯走到了盡頭。忽視改革經營思想、技術與體制的企業陷入破產。企業接受公共事業或政府的保護支援，安穩過日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打破封閉體制雖遭到一定的摩擦和反對，但正在成為改變日本的大潮流。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7）
我們看看東亞。一方面，遺留在朝鮮半島的“冷戰後遺症”還沒有被解決，不穩定、不透明的政治、安全保障形勢還在持續，尤其是朝核問題正在向整個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投射出黑暗的陰影。另一方面，以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的中國為中心，東亞經濟蓬勃發展，有關“東亞共同體”的討論也在升溫。
對日本外交來說，東西形勢的這些新變化已經影響到與外交直接關聯的日本國內政治，也將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以下部分，我將以這些問題為基軸，探討冷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論爭是如何展開的。
重視亞洲的外交與歷史問題
戰後的日本解決戰爭賠償問題之後，本著“不威脅亞洲周邊國家”的基本方針，慎重完善自衛能力，“吸取過去歷史的教訓，與亞洲各國之間建立包括順暢經濟關係的友好關係，支援這些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冷戰後，日本遇到了一度隱藏在意識形態對立之後的“總結歷史”的問題。宮澤首相對於“因日本的行為而遭受悲痛的”亞洲各國，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遺憾”，同時表示“正視過去的事實，正確傳播歷史，再也不犯同樣的錯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５０週年的１９９５年，村山富市首相發表講話，表達了與宮澤首相同樣的立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