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連著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邊洗菜的女生驚叫著跑回來，說有一隻大蟒蛇在小溪對面望著她。我們幾個男生抄起鋤頭、砍刀衝出去，什麼也沒見到。燒壩以後，我們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燒過以後，是磚紅色的，硬邦邦的，鋤頭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們挖著挖著，張瞎子琢磨出了竅門，地上被火燒過以後有裂縫，我們就用鋤頭往裂縫上挖，然後一翹，就翻起一大塊。這樣，工效就很快。我們翻過的地像是亂七八糟擺滿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場長“張大炮”看到以後說這樣不行，讓我們返工去把土塊敲碎。我們正在用鋤頭敲土塊，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雨水一澆，那些土塊立刻就變得鬆軟了。“張大炮”看了以後，立刻改口表揚我們幹得好。
記得收花生的時候，雨季還沒結束。我們從泥裡收穫的花生還要挑回來。而山路上都是泥，我們連滾帶爬地把花生拖回來。誰知幾天過後，倉庫裡的花生都發芽了。但是，花生是國家財產，不能分到各家各戶去處理，結果大部分都爛在倉庫裡了。
元旦之前，我們在山上挖梯田，已經幹了將近一個月了。最後一天，“張大炮”把全營的壯勞力都調來了，搞“大會戰”，創高工效。營裡還殺了豬，給大家改善伙食。我們宣傳隊清晨四點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塊坡很緩的山地，點著火把就挖開了。到天亮，大隊人馬才匆匆忙忙趕上山。那一天，我們幹得特快，幹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們揹著行李、扛著鋤頭、唱著、鬧著往五營五連走。有人開啟了半導體收音機，正好走到一個山埡口，收音機的訊號很好，我們收聽到了電臺裡播的新年的鐘聲，我記得是《東方紅》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覺得累，因為我們創了高工效。那兩天，我挖了2米寬、180米長的梯田，和61個1米見方的栽橡膠樹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節，我們又排演了一臺節目。
在與張瞎子和宣傳隊的小弟兄們朝夕相處的兩三年裡，我身上的銳氣漲了不少。那時候我二十四五歲，正是年輕氣盛，幹什麼就有什麼的時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學壞”有了煙癮，那時候抽的都是9分錢一包的“等外菸”或是一毛二分錢的“春耕”牌。生產隊開會的時候，我還常接過湖南老工人遞過來的水煙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邊臉埋進去，“呼嚕嚕”地抽上幾口。
京城夜話小道訊息
1971年夏天，離我上次去北京探親已經又過了兩年了，按農場的規定，又可以申請探親了。我的申請，領導很快就批了。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親，父母已到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去江西的火車要在株洲轉車，車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個椅子。我半夜醒來的時候，見車已經停了，燈也熄了，車廂裡一個人也沒有，好在我的行李還在。我下車跨過幾條鐵路，找人打聽才知道：這是向西車站，要去南昌還得轉乘其他火車。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車就到了南昌。現在也不記得後來是怎麼搭車去中僑委“五七幹校”的。
“五七幹校”在鄱陽湖邊，那裡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還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歸忙夏收夏種，我白天就跟著拉糧的車到處看看。司機就是原來給廖承志開車的歐國順叔叔，他性格開朗，路上還不斷和我唱樣板戲、說山東快書。停車卸貨的時候，我們還給老鄉們表演，宣傳毛澤東思想。我見僑委幹部們扛那兩百來斤的麻袋顯得很吃力，也幫他們扛上幾袋。有許多學齡兒童和少年跟著父母來到幹校，所以，幹校還辦了學校，老師就是僑委的幹部。這裡天高地闊，這些孩子很開心。
我爸和我媽住在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裡。從北京運來的行李沒開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睜眼，父母就已經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