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兩黨討論的問題可能相同，但解決方法完全不同。”
羅傑突然打斷，“艾利，今天就到這裡吧。瑪麗安要休息了。”
她揮開他。
羅傑手機響起來，於是走到外面接電話了。
“那麼你的看法呢？”我從包裡掏出筆記本。
她沉默了一會兒，眼裡露出專注的神情。
“我認為我們社會存在的真正問題是界限不清，”她慢慢地說。“在這個真正全球化的環境裡，人們不知道思考什麼、做什麼、期待什麼。生活已經變得太可怕、太複雜、太多衝突。以前有的機會現在都沒有了。恐怖分子摧毀我們的地標建築，利益集團相互爭鬥；而政治，則以其自身的方式，反映這種混亂——這就是人們會混淆黨派之分的原因。”
我飛快地做著記錄。“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無法為所有的問題找到答案。但我認為人們需要強大的領導力，幫助他們找到答案、指明方向。我一點也不在乎他們的膚色、性別，或國籍，每個人都需要指引。一些非常成功的文明，像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甚至是猶太文明，他們的領導人都是既勇敢又有威望的，能夠帶領人們走出混沌，引導人們踏上更高的臺階。我想要抓住提供那種領導力的機會。如果不是我，那麼就是別人，但肯定要有人來做。我們的文明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我停下手裡的筆。她挺直腰，目光銳利而清澈，盯著我看。我在她眼裡看到了一種魅力——抱負和果斷，還有別的東西；過了一會兒我終於明白了——是信念，而且很堅定。瑪麗安·艾弗森不可能是錯的。
她的臉色緩和下來——那種魅力消散了。她向後靠去。
我合上筆記本。
羅傑回到屋裡，手機緊貼耳邊。
“我們能談一下影片嗎？”我問。
“請說。”
“我想在你的人生歷程開始時提到你的父親，作為背景。他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是個先驅，走在那個時代的前面。這點和你差不多。”
瑪麗安扭過頭去，“你覺得呢，羅傑？”
羅傑把手機從耳邊移開，“什麼？”
“我可能有一段關於艾弗森鋼廠的資料片，說的是戰爭時期的一個鉚工。如果合適的話，我想把它用在影片裡。”
羅傑眉頭皺起，“影片應該說的是瑪麗安，不是她父親。”
“我明白。但她父親的經歷反映了她成長中接受的影響和傳統。”我轉向瑪麗安。“當然，我們會提到他允許工會成立，這不會有害處。”
“這點倒是可取，”羅傑承認，好像構思作品就像傢俱一樣可以買賣和擺設。
瑪麗安插進來說，“真的有關於我父親的電影作品？”
“我不確定，但有可能。”我向她解釋自己聯絡了有聲新聞。“他們稱有‘鉚工露斯’的影片，4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拍攝的，所以我讓他們寄過來了。”
“太好啦，”她說。“我很想看看。”
“片子一到我就告訴你，”我說。“你父親是在戰爭快結束時過世的，對嗎？”
“是的。”她起身走向滑動門，門外邊是個小陽臺。一隻鴿子從扶手上走過去。“心臟病發作。”
“心臟病？”琳達·喬根森說保羅·艾弗森是自殺的。瑪麗安把門開啟，走向陽臺。我跟著她走出去。
她是不是不知道？可能她母親沒有告訴她真相。那個時候她很小，可能還不能理解。又或者是琳達·喬根森弄錯了。
門廳裡傳出很大的說話聲。聽起來像是羅傑。瑪麗安似乎沒注意到。
“瑪麗安，我讀過一篇文章，提到艾弗森家有兩個孩子。你有一個兄弟還是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