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的這番話雖不乏偏激之詞，但卻有一定道理。的確，作家、藝術家是未來的代言人，他們的生命活動就是不斷地否定現存秩序的活動。作家、藝術家並不看重現實，他們看重的只有理想與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存秩序總在阻礙未來理想的實現，作家、藝術家作為未來理想的設計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社會的人。他們總要在現實中做未來的事情，這干擾甚至破壞了現存秩序的正常執行，所以社會的保守力量總要出面譴責他們。
作家、藝術家代表著創造的力量和冒險的力量，社會本身則代表著持存的力量。創造意味著冒險，意味著舊的、現存秩序的破壞以及新秩序和新的形式的出現。持存則意味著保守，意味著舊的、現存秩序的無條件的維持，它強調安寧穩定，反對任何形式的變化。這樣，創造和持存就形成了一種對抗，作家、藝術家與社會也就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社會壓制藝術的無限度發展是因為，就作家、藝術家本身的創造而言，它預示了社會的未來，但對社會來說，他們的創造恰恰是對現存社會的破壞、顛覆，甚至是觀念上的毀滅。這就是為什麼作家、藝術家往往不為他們同時代的社會和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一方面，社會和大眾在觀念上尚未能達到作家、藝術家所站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當權者和芸芸眾生們生活在現實之中，而作家、藝術家生活在未來，他們的生存不屬於同一時空，作家、藝術家的生存時空是未來。
作家、藝術家代表著一種理想和浪漫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可以在芸芸眾生的內心裡掀起巨大的波瀾，從而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固和安定。作家、藝術家始終是在用理想的眼光來看待生活，用理想的願望來要求生活，用理想的方式來表現生活。現實與完美的理想相比，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醜陋的。所以他們總有理由譴責現實，詛咒現實，有理由要求改變現實，因此，他們往往會用他們的理想詩篇煽起人們要求改變現實的願望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情緒，力圖使維護現存秩序的人處於被動的地位，所以作為浪漫的力量，作家、藝術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作家、藝術家作為浪漫的力量，總是鼓動芸芸眾生按照內心的籲求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社會道德和法則去行動。他們要人忠實於內心的真實和慾望的真誠，而不是外在婚姻形式和社會關係；他們不是鼓勵大眾去維護現存秩序，而是要現實秩序適應於他們的內心要求。像雪萊這樣純潔的精靈竟也要歌頌違禁的愛情，向獻身給上帝的修女訴說心中之愛，並要用愛情詩把侍奉上帝的女人從教堂中引出來，把她從神的身邊拐走，教會當然會譴責他。
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表現了安娜大膽追求自己真正愛情的悲劇。從人忠實於自己的內心感覺、追求幸福和歡樂的意義上講，安娜是無罪的，豈止是無罪的，簡直是值得歌頌的。但從客觀的形式上看，安娜的愛是不合法的，是有罪的，是社會的道德衛士所應詛咒的。因為這種愛情的宣揚很有可能會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因此，對社會來說，無論多麼有道理，無論男女相愛是如何出於真情實感，無論他們之間的愛是多麼真誠，通姦的形式都是不允許的，社會對此毫無疑問要嚴加禁止，這就是為什麼當《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時，當時社會的各種當權勢力對托爾斯泰表現出極大的憤怒的原因。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當年遭到起訴的原因之一，就是說它鼓勵和美化通姦。
社會反對作家、藝術家與作家、藝術家反對社會一樣有道理，他們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兩種力量，持存的力量和發展的力量。社會為了自身的利益，總要維護現存秩序，危害現實秩序的力量自然要遭到反對，受到壓制。社會不希望自身的存在陷於混亂之中。同樣，作家、藝術家為了人類的發展，為了理想和永恆，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