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政治奸細；
二、發現並爭取革命同志；
三、聯絡並爭取事務人才；
四、宣傳擴大政治影響；
五、維護組織，檢舉組織弊端；
六、展開思想鬥爭，糾正不良影響；
七、聯絡民心爭取民眾使之與政治洽合。
1939年秋林會議之後，閻錫山又在“同志會”成立幹部訓練所，專門訓練區縣幹部。7月，國民*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欲在山西設立分會，閻錫山便藉機成立精神建設委員會（簡稱精建會）。因“民族革命同志會”不便公開，精建會對內實際上為“同志會”幹委會，在各區縣成立精建會分會，作為“同志會”的基層機構。第一屆幹委會設專職幹委20人，兼職幹委（由長官部各部門負責人兼）20人。這些專兼職幹委，都由精建會聘為委員。精建會的委員長由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兼任，副委員長由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愛源兼任，辦公室主任為裴琛。這樣，精建會在行政系統上，與重慶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發生關係，在組織系統上則為“同志會”幹委會，由閻錫山直接領導。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三、扶舊抑新（3）
10月29日，“民族革命同志會”在秋林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閻錫山以“同志會”各區縣分會尚未健全，且不公開為辭，直接指定出席代表。這天正值山西辛亥革命28週年紀念日，當晚舉行提燈*大會，以示慶祝。
會上，山西省政府作了行政報告，二戰區司令部參謀處作了軍事報告，精建會辦公室主任裴琛作了軍政民視察報告，閻錫山以會長身份，作了題為“抗戰最高峰”的政治報告，提出“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主張，是抗戰的獨生湯，實現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是抗戰的最高峰”，積極謀求“抗戰復興”。
會議期間，新舊兩派在討論“民族革命同志會”公約時，發生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主要點是民族革命之目的“在爭取抗戰之勝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復興。”舊軍政人員贊同閻錫山的主張，認為民族革命的任務與目的，是由抗戰到復興；而新派（即犧盟會）則認為民族革命，只能是抗戰勝利，抗戰以後的復興，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範圍，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新舊兩派矛盾日趨尖銳，日益公開化。
新派每晚都回上葫蘆村政治部開會，研究對策；舊派軍政高階幹部，則每晚在河灘裡王靖國、邱仰浚住處開會，發起成立“同志會幹部組織”（簡稱“同幹”），以對抗犧盟會和決死隊。因成立於河灘，故稱“河灘組織”或“河灘會議”（1943年2月改為“同志會基本幹部組織”，簡稱“基幹”）。
在一些原則問題上，新舊兩派唇槍舌戰，互不相讓。正如當時秋林街頭出現的一幅漫畫：閻錫山騎著毛驢，席尚謙手拉韁繩，口吹喇叭，吹出“*”二字，楊貞吉（特務頭子）腰插板斧隨在驢後，板斧上寫著“特務”二字。這幅漫畫，實際上為新派揭露舊派所作。
閻錫山面對新舊兩派的鬥爭，表面上表現出極大的剋制態度，不但未追究何人所為，而且高唱“新能存在，舊必滅亡”，實際上是支援舊派的。此時，新、舊兩派雖有矛盾，但未公開決裂，閻錫山欲借“民族革命”的旗號，以“同志會”的組織形式維持統一的局面。
兩次古賢會議
1938年5月16日，閻錫山因與衛立煌會晤，便由中市沿黃河東岸北上，到達古賢村（屬吉縣）。途中他作了一首《圖存》詩：
立國全憑未雨綢，強鄰謀我何時休？
適應環境早為計，民信兵足與政修。
這首詩埋伏了他“抗戰”求存的思緒，可以說是他當時內心的表白。他以為中日戰爭短期之內恐難見分曉，因此，應當根據形勢的發展及時考慮未來立國時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