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與丁玲還有魯迅發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次誤會。
1926年，丁玲正開始醞釀寫短篇小說；胡也頻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錢稿酬。生活剛剛穩定，不願意另作安排；沈從文先因《晨報副刊》改組，由劉勉已、瞿世英繼任編輯，文章獲得了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機會，後又由徐志摩負責《晨報副刊》，文章得到賞識，有了較多發表機會，也不想放棄剛剛打下的基礎。因此，三人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隨著第一階段北京生活的結束，沈從文走完了最初階段的創作歷程。他的作品最先見於報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郵的信》，是至今能見到的沈從文的處女作。1925—1927年，他的作品越來越頻繁地見於《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1926年，他的小說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三年間，先後發表各類作品170餘題。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說、戲曲、詩歌合集《鴨子》，1927年，他的小說集《蜜柑》由新月書店出版。這些“早期作品寫的都是真事，那時還不會虛構”沈從文後來說。
1927年，母親和九妹從湘西來到北京，和沈從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從文的稿費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礎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閃露出謀生存、求發展的虹彩幻影，於是，沈從文決定離京南行。去留取捨的結果，決定了沈從文隨後幾年的人生際遇。1928年1月，沈從文讓母親和九妹暫留北京，獨自先行到了上海，住進法租界善鍾裡一個託上海的朋友預先租定的亭子間。隨後，再由亭子間遷入正樓大房。隨後，胡也頻與丁玲也來到上海，接著上演了他們二人與馮雪峰之間的感情糾纏，後來還流傳著二人與沈從文的三角戀愛。
1929年，《紅黑》與《人間》兩個月刊的創刊號，分別於1月10日和20日出版發行，三個人醞釀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紅黑》第一期出版發行後，三個人一起趕到集中了上海各書店的四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況。他們從一家書店溜入另一家書店，每人既緊張又興奮。各家書店櫥窗裡都陳列了這本新刊物，在他們眼裡，由劉既漂設計的刊物封面，“紅黑”二字顯得既極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著讀者正拿著這期刊物翻閱，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幾天後，他們又分頭跑到各處去打聽銷路，所得的情況比他們預料的要好——《紅黑》第一期僅在上海就賣出了近1000本，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北京、廈門有朋友願意為他們幫忙發行；武漢、廣州也有朋友陸續來信，希望他們能夠多寄一些。種種情況使他們高興得臉上發紅，預備各期增印到5000份。一份迅速增長的信心成為推動他們生活與工作的動力。雖然，以三人之力，支援兩個刊物，是一種極為沉重的負擔——最初的稿件，幾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編輯、出版、發行各種繁雜事項，均得自己動手。然而，這是他們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嬰兒。在沈從文看來，它是三個文學青年在社會壓迫的困境中，實證生命價值的象徵。於是，在胡也頻身上，迸發出驚人的實幹精神。他既要負責編輯，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賬，購實紙張，接洽書店；沈從文和丁玲則待刊物印出，便忙著抄寫訂戶名單，然後按名單將刊物分寄各處，或付郵到外埠，或親自送刊物到上海各書店。雖十分忙碌，精神卻十分愉快。
1928年來到上海以後，沈從文不得不為一家三口的吃飯問題而掙扎。在北京時，沈從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費收入。眼下，雖然每月的稿費收入已超出這個數目的幾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標準，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電費，加上三口人吃飯，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