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了，不過最近因為出遠門都沒舉重，所以正好運動一下。我問年紀較輕的幾個激進派哪裡可以弄到舉重器材，但他們疑心很重——畢竟我們是美國來的——而且要不是真不懂英文，就是寧可說自己的語言。有個年長的激進派抗議了一下，跟弗洛伊德熱鬧滾滾地爭著。蘇西熊哼了哼，頭伸到老人腳邊探來探去——彷彿想用他的長褲擤鼻子——於是老先生安靜地上樓了，雖然他明知蘇西不是真熊。
“他們都寫些什麼？”弗蘭妮問蘇西，“是不是宣傳通訊之類的？”
08 哀愁浮起（8）
“他們要那麼多電話幹嗎？”我問，因為一整天都沒聽到電話響。
“他們打很多電話，”蘇西說，“我猜都是些恐嚇電話。我沒看他們的宣傳品，那些政治理念我沒興趣。”
“他們有什麼政治理念？”弗蘭克問。
“改變他媽的一切，”蘇西說，“從頭開始。他們要把臺子上的球掃光，重開一局。”
“我也想，”弗蘭克，“聽起來不錯。”
“他們好恐怖，”莉莉說，“眼光直穿過你，好像看的是你身子後面。”
“唔，你本來就不高，”蘇西熊說，“他們可是常看我。”
“還有一個常看著弗蘭妮。”我說。
“我不是這意思，”莉莉說，“我是指他們對人視而不見。”
“那是因為他們在思考，怎樣才能改變一切。”弗蘭克說。
“包括人在內嗎？弗蘭克？”弗蘭妮說，“他們認為‘人’也能改變嗎？你覺得呢？”
“當然，”蘇西熊說，“比方說，人都會死。”
悲傷令一切變得親密起來，在哀悼母親和蛋蛋之際，激進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們的熟朋友。我們失去了母親（對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對激進派而言）。因此，為了彌補我們——還有弗氏旅館——受到的傷害，激進派和妓女待我們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們相似的程度其實超乎彼此想象。
他們都相信一個跟電視廣告同樣單純的理想，總有一天，自己能夠“自由”。兩方都把身體當做一件可以為理想輕易犧牲的物品（在付出犧牲後，也能輕易地復原或代換）。甚至連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們只有代號或綽號，如果用的是真名，姓氏也略去了。
其中甚至有兩個人名字一模一樣，不過從來不會搞混，因為激進派那個是男的，妓女自然是女的；而且他們也從不同時在弗氏旅館出現。這兩人都叫老比利，比利（Billig）在德文裡是“廉價”的意思。老妓女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她接客的價碼比一般低得多；雖然克魯格街位於第一區，這裡的妓女跟卡恩納街（就在轉角處）比較起來，只能算是次級品。繞過卡恩納街走進這條小路，就像紆尊降貴（相對來說）走進一個黯然失色的所在；只差一條街，就不見了沙赫大飯店的燈火和國家歌劇院的燦爛輝煌，你會注意到妓女的眼影搽得更濃、膝蓋有些彎曲、腳踝彷彿要陷進肉裡（因為站得太久）、腰也更粗——就像弗蘭克房裡的裁縫人形。老比利正是克魯格街妓女幫的大姐頭。
與她同名的激進分子，就是搬到五樓時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兇的老先生：“廉價”這個美名的由來，是因為他以捉襟見肘見稱，而且經歷輝煌——同儕甚至稱他為“左派中的左派”。布林什維克還在時，他就是其中一個；等到名稱改了，他也跟著改名。每次有什麼運動，他總是站第一線，可是一旦運動出現亂象或走進死衚衕，老比利馬上又躲到後頭，無聲無息地開溜，等著下次再去站第一線。激進派年輕一輩的理想家們總是對老比利又懷疑又羨慕——因為他就是能存活下來。妓女對她們的老比利看法也差不多。
不論明暗裡外，這個社會對年資制